一 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规则困境

2012年，三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遇到了空前的难题。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Ralls）在美国经营的风电项目被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强制停止，其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了禁止其在俄勒冈州兴建四个风电场的行政令。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途上，三一重工所遭遇的法律制裁困境并非个案。经济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社会财富与价值体系的同时，也必然会对社会与环境形成压力。当企业经营的范围超越国界时，必然会将这些压力带到东道国，对当地既有的资源、利益格局形成冲击。在利益、资源和环境的博弈中，能有效约束跨国经营者行为的规则是调和矛盾的必然产物，也是维系整个竞争格局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近些年来，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海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无论是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政治风险、与当地传统磨合融入的文化风险，还是作为企业经营的商业风险，其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会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法律风险不仅荆棘密布，更是各类风险最为具体的表现形式。^[1]

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要成为赢家，首要前提就是要深谙这些规则，让自己成为合格的参与者，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争取主动。适应海外市场的游戏规则，合理合法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利益，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打造新市场秩序，成为每一个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必修课。

二 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规则困境：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

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审视，还是从现实的困境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呈现着历史与现实的痕迹。跨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困境，不仅是产品、技术、资本的困境，更是深层次，基于文化分异与历史原因而产生的刻板印象与西方主导的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一）历史原因：契约精神的文化差异

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契约精神历来被认为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先决条件。^[2]中国“走出去”企业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当今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原则，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契约精神作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作为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作为公法的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契约精神”中合作、秩序、互惠的原则，成为双方开展友好贸易的前提与共识，但在“契约精神”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这就需要引入企业公共外交的概念，以求互利共赢，求同存异。

成熟的商业社会有赖于契约关系而存在。在契约化的经济关系中，任何参与方的存在、发展都要以遵守共同的契约为前提。契约有一种天然的生长力和扩张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行程，经济关系逐渐契约化，“契约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表征之一。^[3]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原先按照计划分配生产、供应指标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面对市场的转型，遵守契约精神、运用契约规则成为我国企业在新时期确保自身长久发展的条件之一。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不仅要规避“出局”的风险，而且要尽可能地减少因“违规”而被制裁的可能。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虽然已经初步熟悉了“契约精神”主导下的西方市场经济秩序和规则，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以“契约”为中心的天平两端并不对称，中国企业虽然逐渐在掌握话语权，但处在相对劣势地位的现状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企业的崛起有目共睹，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还远远不够。契约观念的相对不足，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中所遭遇诸多困难的根源之一。对于国际市场规则和可能遇到的政策法规壁垒的不熟悉，使得中国企业容易在融入“游戏”的过程中遭受各类打击。尽可能地熟悉相关游戏规则，并从间接经验中汲取教训，更加主动地建立和强化契约观念，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和在此过程中企业和国家所付出的声誉成本。

（二）现实原因：硬规则与潜规则

20世纪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