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调查实施背景

正如越南外交官Tran Van Dinh所言，“传播于外交之重要性犹如血液于人体”。^[1]传统外交时代，驻外记者通过服务所在媒体，间接参与外交事业；公共外交时代，驻外记者主体地位凸显，获得了直接参与公共外交的机会。正如一位有11年驻外经验的记者所言：“驻外记者开展公共外交具有独特优势。一是与外交官员或政府官员相比，身份相对不敏感；二是因工作因素，与外国各界人士接触十分频繁和方便；三是因为从事新闻工作，与外国民众可共享众多话题，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2]因此，驻外记者可以成为“为他祖国的公众努力回答有关东道国方方面面问题的人，小到当地人的衣食住行，大到这个国家的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思维习惯、政治领导人等包罗万象。”^[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机构在中国大陆之外地区外派记者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华社先后建立了4个分支机构：香港分社、伦敦分社、布拉格分社和平壤分社。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创建的驻外媒体机构是1950年3月建立的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而李何和瞿独伊夫妇是新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批驻外记者。目前，中国驻外记者多为中央大媒体或省级媒体派出，他们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重要周边国家、各大洲的地区大国以及重要国际组织所在国家。

我国驻外记者的报道是我国政府展开公共外交的重要参考源；同时，驻外记者的报道是国内民众了解驻在国的重要渠道，是一定程度上的意见领袖以及把关人。^[4]更重要的是，驻外记者在履行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因可以直接与境外受众互动、与驻在国媒体的联系较多，成为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的直接窗口，以及跨文化传播的桥梁^[5]。

驻外记者的本职工作是完成所属媒体交付的任务，因此有受访者称“记者活动还是以新闻报道为主，公共外交应该是使馆的主要职责，如果过多涉入让外人对记者的身份存在疑问，不利于开展正常活动。”^[6]，也有受访者认为：“要把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情况作为对驻外记者考核的一项参考指标。也就是说，不强求，但鼓励。”^[7]可见，驻外记者群体对自身在公共外交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认知存在差异。尽管驻外记者从事公共外交活动具有重要性、便利性、直接性、显著性，却鲜有研究关注到这一领域，因此该群体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的现状及效果的一手资料非常稀缺。

为了解我国驻外记者从事公共外交的真实现状，评估其效果，以便更好发挥驻外记者的公共外交主体性，进而为我国公共外交良性发展和战略调整提供参考及建议，^[8]本课题组对现驻国外或近年曾驻外的媒体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本调查采用电子邮件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执行时间为2014年11月底至12月中旬。本次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1个，覆盖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浙江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等媒体。受访记者中男性与女性比例合理，其中男性24人，女性17人。半数以上都在至少两个国家担任过驻外记者，其中被派驻一国的为19人，两国的16人，三国的6人。驻外年限1～5年的为23人，6～10年的为13人，11年以上的有5人。媒体从业年限1～5年的有2人，6～10年的12人，11～15年的7人，16～20年的16人，超过21年的为4人。^[9]

二 主要调查发现

（一）驻外记者在向国外民众说明真实中国方面效果显著

调查显示，国外民众对中国认知存在偏差。部分是因为“国外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和了解更多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多是集中在负面新闻领域。”^[10]，更多的则是因为对真实中国“了解不多，甚至很不了解”^[11]。当问到“在与国外民众交往中，您是否遇到过有人对中国的印象或历史评价出现偏差”时，除一名驻外记者没有回答外，所有其余受访者都曾遇到过偏差并列举如何应对。

对真实中国的认识偏差有“以为目前的中国仍然是七十年代的水平”^[12]，也有朝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如喀麦隆民众认为“如果中国还是第三世界，非洲就是第六世界”^[13]。有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而“认为维吾尔穆斯林受到不公正待遇”^[14]，有饮食习惯疑问如“中国人为什么吃狗肉”、“吃猴脑”、“吃昆虫”、“不吃肉”等，政策不解如“为什么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