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1.“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终极目的是凝聚“国民意志”，使全民形成国家共同意识。文物系统参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文物工作主流化的重要历史机遇。

2.规模较大、景观较好、管理关系清晰的大遗址是国家公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形成国家共同意识上具有一般自然遗产资源难以替代的作用。从制度角度看，将某些大遗址及其他遗产地纳入国家公园体制兼具合理性和可行性。

3.考虑到中国属地化管理的文化遗产地在土地权属上的复杂性、在管理上的障碍，以及遗产地内部分布着为数不少的原住民，建议以“统一、规范、全民公益”为原则，开展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建设示范试点。

本书主题报告第二章分析了文物系统发展的行业新背景，其中“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为文物系统加强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概念源自美国。国家公园既不同于严格意义的自然保护区，也与一般的旅游景区有别。国家公园体制是较好地处理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先进体制，对文物系统体制机制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对大遗址等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利用而言是绝佳的机遇。文物系统参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不仅可统筹解决大遗址等文化遗产地的管理问题，也是文物工作主流化的重要渠道。目前，文物系统对此认识不足，在纳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工作上缺乏积极性。因此，本章旨在探讨文物系统借势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必要性、管理基础和面临的制度障碍，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国家公园体制的特点及其与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国家公园体制在若干发达国家已经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在兼顾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最初着眼于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原始状态，同时为科研、教育和公众游憩提供高质量的场所。随着国家公园的发展，其管辖和利用的对象逐渐从生态资源拓展到文化遗产，形成了生态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局面。

1.1 国家公园的由来和相关体制特点

1.1.1 国家公园的由来及其根本目标

1832年，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Geoge Catlin）提出政府应出台政策设立“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资源，向公众展现“自然之美”。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并在法令中强调“国家公园，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供大众欣赏使用而设立的”。黄石国家公园的模式取得成功后，美国加快了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步伐，陆续纳入一些自然景观、人文遗迹，形成了一批风景优美、历史氛围浓重和极具科研价值的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最初的倡议者的基本理念是，国家公园必须由为全体人民所信任的政府掌管，该政府为国家和公众的长久利益而行使管理权利，不能被营利者所控制^[1]。

国家公园的定义较多^[2]，影响较大的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给出的。尽管IUCN的国家公园定义偏重于自然保护，但其在国家公园建设上的根本目标，与美国建设国家公园的根本目标大致相同。1992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的《美国国家公园21世纪议程》（National Parks for the 21st Century：the Vail Agenda）中的一句名言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历史遗迹、文化特征和自然环境有助于增强人们形成共同国家意识的能力——这应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核心目标。”简言之，国家公园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使全民形成国家共同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公园建设远远不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手段^[3]。

1.1.2 较成熟的国家公园体制的共性特点

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公园体制，但其中多数从囊括国家顶级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兼顾保护与利用、充分体现全民公益性等方面来看，难言成功。相对而言，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公园”体制值得我国大陆借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包含的遗产类型十分多样化，不仅包括自然物，也包括众多文化遗产，如纪念地、历史地段、战争遗址等。在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20余个大类中，以文化遗产为主的类别占到一半^[4]。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国家公园体制最成熟和最完备的国家。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公园”体制是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区域特色而建立起来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于1984年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垦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