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将其与革命的总体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一批思想激进的妇女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而后，这最早一批女党员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对中国的革命和妇女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多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角度进行考察。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探讨了共产党早期的女党员。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Christina Gilmartin）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性别和性别政治》探讨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性别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始一直强烈致力于性别平等，也为中国妇女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是早期共产党组织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组织。^[1]古仁尚的《中共早期四位女党员》一文，对中共二大召开之前4名女党员进行了介绍。张素玲的《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一书以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为主要人物，探讨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和社会性别关系，阐述早期妇女领袖的贡献与历史影响，分析她们的革命实践、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体人生经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党史研究和妇女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早期女共产党员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从性别视角探讨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的女党员群体。以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为研究时段，考察在1921～1923年间入党的女性群体的特点。提出的问题是，有哪些女性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们为什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内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她们是如何参与建党、推动妇女运动以及如何挑战传统性别规范的？

一 早期女党员群体及其特点

关于中共创建初期，即1921～1923年间入党的女性人数，有不同的记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里提到：据陈独秀的报告，中共成立近一年后，1922年6月全国的女党员只有4人，1923年三大召开时也只有13人。^[2]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里记载：中共“至今在全国各地之女同志尚且不超过20人，青年团女同志，也不过40左右”^[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写道：中共一大至二大前（1922年6月之前）党员50余人，其中有女党员2名：缪伯英和刘清扬。中共二大至三大前（1922年7月至1923年6月），党员195人，女党员4名。中共三大至四大前（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党员432人，女党员37名。^[4]以上资料关于中共二大召开时女党员的人数是4人的记载是一致的，之后入党的女性人数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女党员人数较少。笔者翻阅历史资料、人物辞典、回忆录等，查找并确定1921～1923年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14人：^[5]缪伯英、刘清扬、杨开慧、向警予、杨子烈、王一知、张琼、夏之栩、蔡畅、何宝珍、秦怡君、毛泽建、徐全直和郭隆真。

从表1可以看出，女党员入党时的年龄较轻，年龄最小的是夏之栩，17岁，年龄最大的是郭隆真，29岁。她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这14人中，以南方籍为主，出生地在湖南的有8人，湖北的3人，浙江的1人，天津的1人，河北的1人。少数民族的有3人：刘清扬、向警予、郭隆真。女党员里也有家境贫困的，但女党员大多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来自士绅、知识分子或者是商人家庭。虽然这些女党员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不同，有家境富裕的也有日益没落的，但她们大多数经历或者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曾经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的只有刘清扬。早期女党员绝大多数接受过教育，这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的情况一致：“我们党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6]

表1 早期部分女党员简况

续表

二 女性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家庭的支持是早期女党员能够求学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她们能够求学，接触到新思想，多是因父母较为开明。缪伯英的父亲缪芸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一些女性参加革命是因直接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刘清扬的大哥刘孟扬在辛亥革命前后曾任天津《大公报》的主任编辑，其后又创办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