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大地震以其震级之高、海啸波及面之广、带来的核泄漏之严重，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灾难过后，世界对日本的关注，逐渐从灾害本身转向灾后重建和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灾后重建政策迟迟难以落实，直接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已深陷债务泥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达204.2%，高居主要发达国家之首。^[1]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日本财政走到如此地步？本文将在概述战后日本财政由平衡走向崩溃边缘的历史轨迹基础上，着重探讨致使日本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的根源，从中揭示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

一 日本财政从平衡走向崩溃边缘的轨迹

战后，日本财政曾有过非常亮丽的阶段。1949～1964年度，日本连续16个财政年度保持财政平衡。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财政状况并没有保持下来。

（一） 财政平衡原则及其实践（1949～1964年度）

战后，日本确立了“平衡财政”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明确写进财政法。^[2]从财政运营实践来看，1949～1964年度，日本也确实坚持了财政收支平衡。不过，这个时期的财政平衡，不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僵硬平衡。日本政府为解决短期周转资金不足，不时发行一些期限不足1年的短期债券，如外汇资金证券、财务省证券（2000年度以前称“大藏省证券”）、粮食证券等。

在财政平衡原则下，政府在调节景气波动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的实证分析显示，日本政府在坚持财政平衡的同时，也在努力缓和周期性经济波动。从政策效果而言，多数情况下，财政政策是向着平抑经济波动的方向起作用的。^[3]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平抑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类：其一是实施减税，增加民间需求；其二是调节财政支出的时间，即提前或推迟预算项目的实施；其三是控制政策性贷款的发放时间，或予以提前、或推迟政策性贷款发放。

（二） 从平衡走向失衡（1965～1979年度）

在日本，认为政府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张一直存在，即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要时可以发行国债。不过这种主张在1965年以前并不占主流。1965年日本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契机。客观地看，当时的日本政府仅仅将发行国债作为权宜之计。1966年2月5日，日本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表示，到中期经济计划结束的1968年度不再发行国债。日本政策当局的设想是：暂时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收入用以刺激需求，待经济复苏后可使税收增加，之后以增加的税收偿还国债，从而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就是说，日本政府最初并未走到完全摆脱财政平衡原则的地步。

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方面，日本的GNP于1968年跃居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二位。日本感到，在经济规模上它已经追赶上来，但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社会福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充实社会基础设施，“向高福利经济迈进”（1970年日本《经济白皮书》的副标题）等成为日本政府追求的新目标。从国际方面看，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发生的“尼克松冲击”^[4]和“石油危机”，给日本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加大财政投入，扩大内需，成为抵补外需减少、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部署。

这种政策部署在财政方面表现为，日本政府一改过去那种谨慎的财政运营态度，开始大手笔运用积极财政政策。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直线上升。1965年度，日本的国债发行规模仅为1972亿日元，1979年度预算扩大为13.47万亿日元，比1965年度增大了68.32倍。1979年度日本的经常性财政预算对债务的依赖程度高达39.6%，即近40%的财政资金靠发行国债解决。^[5]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引起了当政者的不安。20世纪80年代的重建财政，便在这种情况下展开。

（三） 重归财政平衡的努力（1981～1990年度）

就统计指标来看，在1980年前后，日本的财政状况远不像今天这么糟糕，1979年，国债余额与GDP之比仅为25%。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要重建财政，主要鉴于两方面的情况。第一，单年度财政收支缺口接近40%，这种状况很不正常，不能放任。第二，政府债务余额飞速增长。1965～1979年度，国债余额由2000亿日元增至56.25万亿日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49.6%，几乎每两年翻一番。国债余额与GDP之比1965年度为0.6%，1970年度为3.7%，1975年度为9.8%，1979年度上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