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日本经贸活动的重要区域，其中尤以东亚为主。每次世界经济发生波动，日本在东亚的经济活动就会出现相应调整，这可以从日本对东亚各国的投资窥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对象主要是亚洲“四小龙”，进入90年代后转向东盟和中国内地。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9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度回落。到2000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的直接投资出现负数，为-6.86亿美元，说明日本在亚洲“四小龙”地区的撤资金额超过了直接投资金额。1997～2000年，日本对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减少了一半以上。亚洲经济危机后，东南亚地区经济低迷，没有受危机影响的中国表现出的经济实力极大鼓舞了外国投资者，世界掀起了对中国内地的投资热潮，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高速增长，相应带动了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投资总额。

一 日本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额经历了减少和增加的调整恢复过程，投资区位也有所调整，影响其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很多，本文试图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1998年后日本对东亚地区投资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地区企业运营环境（将之归为制度因素）遭到破坏，制度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企业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危机过后，随着各国经济好转，东亚地区投资环境重新转好，日本又恢复了对东亚地区的投资。

随后，成本因素和市场因素又成为日本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原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稳定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更多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使得中国在2003年以后吸收日资总额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和东盟。^[1]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对东亚重新增加FDI，此时日本FDI的区位选择已经综合了成本因素和市场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适时调整投资方向。

进入21世纪，外商投资的集聚效应对日本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开始增加。FDI增量的区位选择受到待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更偏向于选择已经形成投资规模的地区或国家，以避免投资未成规模的国家或区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成本。此外，投资双方特定的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是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如日本对我国的投资相对集中在辽东地区。^[2]东亚地区的高速发展，形成了许多发达的城市，如韩国的首尔、釜山，中国的上海、深圳，中国台湾的高雄、基隆等，这些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城市基础设施发达，又依着本国的市场，具有显著的城市化集聚效应；亚洲“四小龙”地区产业集中度高，业已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聚区域，同时，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地区产品研发能力强，产业关联度高，形成了特定产业集聚效应。

二 实证分析模型和变量选择

不同时期不同区位因素对日本在东亚FDI的作用不同，在前文的基础上，针对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区位选择模型的方法，模型把区位选择看做对既定的区位特征性表现出显性偏好的一种形式，为所选择的区域特征变量的函数提供经验估计。

（一） 模型选择

实证检验首先要建立FDI相关的理论模型，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情况看，目前还没有比较统一的FDI的区位选择模型。已有的实证模型都是将FDI规模作为因变量，将影响FDI规模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线性模型，^[3]在此，本文同样遵循这种建模思路。

从前文的区位因素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效应和制度因素四个，而这四个区位因素又包含有许多不同的衡量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一些因素的不可量化性质，文章无法罗列出全部指标。综合考虑以往学者对FDI的研究、文章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1996～2008年的相关经济变量，研究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在此，根据前文分析的日本对东亚各地区的直接投资情况，文章在影响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四个因素中分别选取1～2个对日本FDI影响比较大的因子进行实证分析。这些影响因子分别为：距离、汇率、利率、东道国经济水平、FDI的滞后一期变量、贸易依存度。其中距离和汇率为成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