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
一 问题的提出
均势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某个大国实力迅速增长并积极谋求体系霸权,其他大国将制衡该国并使得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恢复大致均衡的状态。
然而,仔细考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崛起大国成功规避、延迟制衡或遏制的案例并不少见。
即使是均势理论家奉为经典案例的拿破仑法国的扩张和希特勒德国的扩张,其他大国应对两个崛起大国的制衡反应也远非如均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及时和有效。例如,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之前,虽然先后出现了五次反法联盟,但其实每次都只有直接遭受法国入侵的大国对法国采取了军事上的对抗行为,而其他尚未遭受入侵的大国实际上采取的则是隐藏(hiding)、追随(bandwagoning)或者超越(transcending)等行为,并未对法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制衡。
面对上述种种反例,均势理论研究者开始进一步探究大国制衡行为生成所需的具体条件,即大国由于国际实力分布失衡所产生的制衡倾向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转化为实际的制衡行为,又在什么情况下体系的制衡将受到抑制。
从1864年至1871年,普鲁士通过一系列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国家间的实力分布。但令人困惑的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中,并未遭到欧洲其他大国明显的阻挠和干涉。戈达德的论文以1864年丹麦战争前后普鲁士有效规避其他欧洲大国的制衡为关键案例,集中分析了崛起国(潜在受制衡国)如何运用合法化言辞(legitimation rhetoric)规避体系的制衡行动。戈达德认为,普鲁士的合法化策略包括三个部分:释放自我约束并遵守现有规范的信号、设置言辞上的圈套使得潜在制衡国无法找到反对其扩张的理由、将其扩张行为表达成与潜在制衡国自身的价值取向一致的行为。尽管研究只考察了丹麦战争一个案例,但是作者还是特意指出,这种合法化言辞策略对缓解体系制衡的作用具有普适性,可以用来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未遭受制衡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温和反应。
戈达德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引入了崛起战略的合法性视角,开始关注大国的言辞和政策宣示与制衡生成/规避之间的关系。但作为前沿领域的一次尝试性探索,这项研究还略显粗糙。
首先,夸大了合法化言辞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比如,作者认为释放自我约束信号并不一定需要其他国家相信,甚至声称“即使在崛起国的意图很模糊很不清楚甚至还具有进攻性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仍然有可能认为其扩张行为是合法的”。
其次,理论框架存在认识论上的障碍。作者设定的第三种合法化言辞策略是“增加本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