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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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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1951年9月出生,籍贯安徽,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 详情>>
李培林
  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 详情>>

    德国崛起的合法化战略(1933~1934)

    作者:杨原 孙学峰 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摘要:作者分析了“二战”前德国的合法化战略实践。研究表明,无政府体系下,崛起国合法化策略有效规避体系制衡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其合法化的行为不能威胁潜在制衡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二是潜在制衡国国内观众认可其所依据的国际规范。通过“言辞压迫”模型,并提出了崛起国合法化战略的作用机制,即崛起国通过恰当选择国际规范,争取潜在制衡国国内关键观众的支持,进而弱化其潜在的制衡措施。

    一 问题的提出

    均势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某个大国实力迅速增长并积极谋求体系霸权,其他大国将制衡该国并使得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恢复大致均衡的状态。837981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崛起国相对实力的不断提高,会威胁到体系霸权国的霸权地位,因而会招致霸权国的遏制,甚至引发霸权战争。837982均势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虽有差异837983,但都认为崛起大国在其迅速提升实力和权势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遭受来自霸权国以及国际体系的遏制和制衡压力。

    然而,仔细考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崛起大国成功规避、延迟制衡或遏制的案例并不少见。837984例如,18世纪俄国在其周边进行的领土扩张、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的统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拉美地区的扩张、20世纪初及“二战”早期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都没有引发其他大国足够的制衡反应。在当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均势理论家据此预测美国霸权不久即将遭到其他大国的制衡,国际实力分布又将恢复大致平衡的状态。然而“冷战”结束至今已近20年,我们仍未发现其他大国明显制衡美国的行为和趋势。837985

    即使是均势理论家奉为经典案例的拿破仑法国的扩张和希特勒德国的扩张,其他大国应对两个崛起大国的制衡反应也远非如均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及时和有效。例如,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之前,虽然先后出现了五次反法联盟,但其实每次都只有直接遭受法国入侵的大国对法国采取了军事上的对抗行为,而其他尚未遭受入侵的大国实际上采取的则是隐藏(hiding)、追随(bandwagoning)或者超越(transcending)等行为,并未对法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制衡。837986又如,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其他大国对德国崛起扩张的制衡延迟了近十年。

    面对上述种种反例,均势理论研究者开始进一步探究大国制衡行为生成所需的具体条件,即大国由于国际实力分布失衡所产生的制衡倾向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转化为实际的制衡行为,又在什么情况下体系的制衡将受到抑制。837987其中,考察崛起战略合法性与崛起国规避体系制衡之间的关系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前沿。斯坦茜·戈达德(Stacie E.Goddard)的论文是这一领域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837988

    从1864年至1871年,普鲁士通过一系列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国家间的实力分布。但令人困惑的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中,并未遭到欧洲其他大国明显的阻挠和干涉。戈达德的论文以1864年丹麦战争前后普鲁士有效规避其他欧洲大国的制衡为关键案例,集中分析了崛起国(潜在受制衡国)如何运用合法化言辞(legitimation rhetoric)规避体系的制衡行动。戈达德认为,普鲁士的合法化策略包括三个部分:释放自我约束并遵守现有规范的信号、设置言辞上的圈套使得潜在制衡国无法找到反对其扩张的理由、将其扩张行为表达成与潜在制衡国自身的价值取向一致的行为。尽管研究只考察了丹麦战争一个案例,但是作者还是特意指出,这种合法化言辞策略对缓解体系制衡的作用具有普适性,可以用来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未遭受制衡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温和反应。837989

    戈达德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引入了崛起战略的合法性视角,开始关注大国的言辞和政策宣示与制衡生成/规避之间的关系。但作为前沿领域的一次尝试性探索,这项研究还略显粗糙。

    首先,夸大了合法化言辞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比如,作者认为释放自我约束信号并不一定需要其他国家相信,甚至声称“即使在崛起国的意图很模糊很不清楚甚至还具有进攻性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仍然有可能认为其扩张行为是合法的”。837990然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国家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司空见惯,其他国家很难仅凭崛起国的一面之词就相信其随后的行为具有合法性。

    其次,理论框架存在认识论上的障碍。作者设定的第三种合法化言辞策略是“增加本体安全”837991,即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取得与潜在制衡国的“共鸣”。但问题是,无论是现实中崛起国的决策者,还是此项研究的作者和读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种类型的言辞宣示是否以及在何时能够取得与潜在制衡国的这种共鸣。也就是说,究竟是受到了本体安全感的影响,还是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有赖于考察潜在制衡国决策者内心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