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不断崛起，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从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非法拘捕中方船长到2012年9月单方面将钓鱼岛收归国有，日本政府强硬政策均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的战略利益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之所以能如此强硬地应对中国崛起，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美日同盟历经“冷战”，虽几经变迁却一直延续，近期又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迹象。838160无论是美国推行其“重返亚太”战略，还是日本在东亚牵制中国，都需要借助美日同盟。美日同盟的延续和不断强化增大了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如何缓解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施加的安全压力。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所面临的压力并不局限于日本或美国相互分离的战略压力，而是要面对战略上形成整体的美日同盟。

“冷战”期间，苏联一直是美日同盟最主要的针对对象，因此曾长期承受美日同盟较为明显的安全压力。尽管“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根基并未出现根本动摇，但是，不同时期美日同盟针对苏联的战略压力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对抗有所缓和，苏日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美日同盟对苏联的压力较之此前有所弱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日两国不仅联合向苏联施加战略压力，而且共同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苏联不得不承受美日同盟施加的巨大战略压力。

为什么美日同盟针对苏联的战略压力会发生起伏变化？影响这一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苏联的战略选择能否发挥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苏联如何做出战略安排可以弱化美日同盟的战略压力？这些问题正是本章研究的核心问题，其研究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有助于拓宽崛起大国缓解主导国同盟压力的思路。目前有关分化同盟的研究大多关注如何防止敌对同盟形成或促成敌对同盟瓦解，而对在无法根本瓦解敌对同盟的前提下，如何尽量减小其施加的战略压力则关注不多。为此，我们研究的关注重点相应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同盟瓦解作为解释现象，转而关注如何弱化敌对同盟的战略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美日同盟既是不对称同盟，同时也构成了等级安全体系，即日本在安全事务上高度依赖美国，而成为其依附国。从弱化敌对同盟的难度来讲，此类以不对称性同盟形式存在的等级安全体系最难弱化瓦解，但却一直未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在本章我们将重点分析崛起国弱化此类等级安全体系型同盟的条件。

其次，有助于中国制定恰当的战略应对美日同盟的安全压力。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崛起进程中，最为突出的安全压力来自美日同盟。如何有效地弱化美日同盟的安全压力，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塑造更为有利的安全环境，较为有效地缓解崛起困境。通过分析苏联弱化美日同盟的成败得失，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应当避免的战略教训，进而为中国制定恰当的政策组合弱化美日同盟的安全压力提供学理支持。

本章包括七节。第一节回顾分析了既有相关研究的主要发现和不足。第二节重点阐述苏联弱化美日同盟的条件及其逻辑机制，并说明了研究设计和经验检验的思路。第三节和第四节重点分析了苏联成功弱化美日同盟压力的两个案例，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成功寻求战略缓和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苏日建交。第五节和第六节重点关注了苏联弱化美日同盟失败的两个案例，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日和约谈判失败和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全球扩张导致美日同盟制裁和抵制。最后是结论部分。

一 既有研究回顾

（一）历史文献

历史学家主要关注苏联拆解美日同盟时，究竟是以美国还是以日本为主要对象。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

一派学者认为，苏联主要从美国入手瓦解美日同盟。这些学者发现，“冷战”期间苏日关系虽有时出现缓和，但这些变化仅仅流于表面，缺乏持续的动力。其原因除了苏联在领土问题上不愿妥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认为日本是美国的附庸，838054美日关系过于紧密，苏联瓦解美日同盟的余地非常有限。838055因此，有学者认为，苏联并未对日本实施拉拢政策，苏联的对日政策是根据其全球战略制定的，苏美关系才是苏联对待美日同盟的关键。838056然而，这种研究倾向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