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在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和全球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世界多样性和碎片化的水平也在呈现不可阻挡的强化趋势。838227受此影响，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还会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838228无论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在世界多样性和碎片化的过程中，有关各方越来越把角逐国际话语权和合法性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如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国际人权准则和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化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标准、汇率争端和国际金融改革方案，以及在利用核能与反扩散等问题上的争斗，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无论是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处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庞然大国，还是朝鲜、挪威、新加坡等徘徊在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国，甚至连原先不属于国际政治游戏场中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无不把谋求左右国际舆论导向的话语权作为角逐的主要目标，并积极谋求将自己的特定话语巩固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政治日益变成了“话语权政治”。

毫无疑问，国际话语权与一个国家的物质实力直接相关，但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却未必能够带来相应的话语权上升。比如历史上苏联在“二战”后的实力增长就没有带来国际话语权的上升，苏联的话语权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吸引力，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趋于下降。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也没有带来国际话语权的上升，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长期保持着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尴尬形象。近年来，中国实力快速上升，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中国似乎也没有在话语权上获得实质性的提升，中国在气候变化、金融改革、国际反恐和地区安全等议题上的话语权十分有限。相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担忧和指责逐渐增加，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流行于世。因此，为什么一个崛起国家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话语权的提升？话语权的实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以中国崛起面临的话语权问题为例，通过考察中国实践面临的问题，探索提升中国话语权的战略，并对时下中国正在兴起的外交转型进行战略性评估。

一 有关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争论

中国历来重视国际话语权问题。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838161正是基于追求话语权，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共产国际保持一定的话语自主权。经过延安整风，打消“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的疑虑，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话语权上与苏联分庭抗礼。新中国成立后，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节选）》中更明确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838162为了捍卫中国的话语权，中国一度与苏联展开了著名的中苏大论战，围绕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等话语展开了激烈辩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努力寻求话语权新的支点，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翻了“两个凡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等一整套话语体系，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权”。不过，与国内改革开放强调话语权的革故鼎新相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取在“文革”期间的教训，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保持低调和守拙的姿态。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方针指导下，奉行“不扛旗、不当头”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政策方针，在话语权问题上不争论，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极力表现出一副十分低调的外交姿态，838163努力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然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改变了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