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气候变化谈判启动初期，中国与77国集团成员国等131个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建立了“中国与77国集团”的合作机制（以下简称中国-G77合作机制）。尽管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获得能源资源的能力以及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中国-G77合作机制实现了“多样性中谋求统一”的创举。838491在此后十余年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这一合作机制始终保持了较强的凝聚力，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达成了诸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协议。其中1997年有关《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则是中国-G77合作机制紧密团结的高峰。

但是，自2007年巴厘会议以来，中国-G77合作机制不断遭到弱化，其分歧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达到了顶点。首先，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组成了“基础四国”，并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进行秘密谈判，但最终达成的协议并未获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认可。838492其次，在全球气候政治的历史上，77国集团中的小国、穷国首次独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指责大国所进行的“奢侈”排放，并要求所有国家，包括排放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都要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大声疾呼，要求中国承诺采取相应行动。由此产生的困惑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为何会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

有学者认为，中国-G77合作机制内部成员之间原本就存在较大的分歧。838493例如，主要石油生产国同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明显的小岛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由来已久。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与美国合作。838494而通过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外的气候双边协议和其他制度，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好处，以致其不再坚持中国-G77合作机制的整体立场。838495也有学者强调，外部力量的介入是制约中国-G77合作机制的潜在因素。最为突出的是，为了打破发展中国家形成的联盟，发达国家故意寻求与第三世界中的部分国家合作，而不是与“中国与77国集团”合作机制的整体进行对话。838496

不过，上述解释难以说明的是，这些利益分歧因素一直存在，为什么到2008年之后中国-G77合作机制才出现明显弱化。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崛起导致合作机制即将瓦解。838497但问题在于，自气候变化谈判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一直在持续，为什么在2008年前后合作机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找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G77合作机制由紧密合作走向了分裂解体。这也正是本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

一 中国实力地位变化与中国-G77合作机制的兴衰

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强调，个体行为者不是完全战略性的，而是要受到它们所处的世界环境的约束，838437政治事件的历史背景对决策或事件有着直接的影响；行为者或施动者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其期望也由过去的经验所塑造，而合作进程的本质性变化很可能是由外部危机的冲击所引起的。根据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和关键时刻理论的逻辑，本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即中国逐步丧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导致了“中国与77国集团”合作机制从合作走向分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构成了中国与77国集团团结合作的基础。

（一）核心逻辑

研究发现，中国与77国集团团结合作的基础在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变化并未明显动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其核心逻辑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77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同的发展理念和共同利益，同时有助于中国在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中国-G77合作机制不但具备了共同合作的利益基础，也拥有了不可或缺的协调组织力量，从而为合作机制内部各方的紧密合作创造了重要条件。尽管中国-G77合作机制内部成员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已有的合作经验可以通过路径依赖效应促使合作持续下去。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的，一旦合作路径选定，就会出现锁定效应，所有相关行为者都会调整自己的战略以适应当前的格局。838430其原因在于，改变规则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成本；同时，由于先前的合作机制能够带来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国会形成偏好，接受给定的制度设置，因为他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838431从历史制度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特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