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叙述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时，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费正清模式”（包括“朝贡体系”“中国的世界秩序”“天下秩序”或“华夷秩序”等理论表述）已经成了历史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绕不开的基本研究框架。839106在这一框架性叙述中，中国怀柔远人与东亚四夷国家争相入贡的理想景象交相辉映。尤其是盛唐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气势恢宏的中原王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与之对应的是趋之若鹜的东亚各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839107。受“费正清模式”的影响，中国学者多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看待古代东亚秩序，这固然是本民族立场与研究重心的体现，连带着韩国学者提出的“事大主义”，以及日本学者对遣唐使所学的律令制度与东亚海上贸易圈的强调，似乎都更有理由让人飘飘然地觉得中国是历史上的东亚世界中独一无二的中心。西方学者从认为西方更“先进”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审视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及其在近代西方冲击下的崩溃进程，以古代东亚作为与西方对立的“他者”的“东方主义”视角来观照，似乎古代东亚地区也确实以中国为理所当然的中心。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如研究者所总结的，古代东北亚国际体系最显著的总体特点是“以政治、经济、军事强大的硬实力为基础，以文化礼教、华夷观念为区分准则，辅以王道意识、四海一家胸怀、任由自主和怀柔远方的灵活态度等软实力，通过中原王权对周边国家或民族君长的册封，以及后两者对前者的朝贺进贡为纽带，组成中原王权君临其上，周边国家或民族藩屏四方的区域国际社会，并自然形成中国中原王权的中心部位，以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半边缘、边缘部位等板块式构造”839108。这一类的典型叙述，受到“费正清模式”的影响，难以摆脱视域上的中国中心主义。

新的研究思路也开始出现。滨下武志提出东亚海上贸易圈的视角并从经济贸易、海洋网络的角度考察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形成的方法839109，这是颇有新意的研究路径，但是在思维方法上其仍受制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总体叙述框架，只是从经济贸易角度对“费正清模式”的进一步充实。而目前其他对费正清“朝贡体系”理论提出挑战的相关研究，也是针对“费正清模式”框架下的质疑，在试图解构之余，尚未能有效建立新的解释模式。839110

近年来，西方学者兴起关于古代东亚秩序的另一研究框架，是以长城沿线为界形成的“中原王朝vs.边疆游牧民族政权”的东亚大陆南北对峙格局理论。其中涉及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北方部族政权争夺“中国”正统话语权的问题，将政治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纠缠在一起，颇为复杂。由于其不能被简单视为是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并且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区域暂不涉及，故本文对此暂不做讨论。

事实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研究介乎于中外关系史与国际政治学之间，具有双重的研究视野。839111当我们提及“中外关系史”时，不自觉已暗设了“我者”之“中”（中心）与“他者”之“外”（周边）相对照的研究立场。而当我们借用国际政治的另一重视野时，则需要从所谓的“周边”逆向反观我们想当然的“中心”。研究主体视角的转换，往往会让研究者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尤其是当我们希望设身处地理解古代东亚各民族政权相互的形象认知时，利用不同的史料会发掘客观存在的不同历史眼光。近年来，史学界倡导从周边国家看东亚的视角，尤其集中于研究周边国家历史文献资料比较丰富的明清时期。839112古代东亚历史典籍目前已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这有助于从复合的、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问题。在本文所考察的唐代这一时期，记叙唐朝历史的史书自不必说，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朝鲜半岛的新罗、日本列岛的倭国（后改名日本）都留下了汉文史书，这些史料有助于我们从各自的历史叙事上理解各方的实际观念和立场。就唐代这一历史时期的东北亚区域关系而言，已有学者利用日本国史对唐代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日本外交和礼仪中的华夷观念、东北亚各国对唐朝的边疆民族政权渤海国的认知、东亚各国的“小中华”意识等问题做了研究839113，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是这一区域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仍未得到重视，学界尚未从认知图式上揭示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