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
白皮书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提升国际政治透明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白皮书最初被政府视为“反革命的书”,后来其政治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功能。受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反击西方舆论和应对外交压力的工具,早期的政府白皮书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后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白皮书进入了一个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政府白皮书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功能,这种双重性的功能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白皮书的公共外交功能将越来越成熟,并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文书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白皮书”(White Paper)的官方文件。白皮书是“皮书”
对中国来说,白皮书是一个舶来品。受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影响,中国政府早期并不看重白皮书这种形式,更倾向于用正式的红头文件和官方声明来阐述政策、表达立场。改革开放后,白皮书逐渐被我国的政府部门采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的组建,定期和不定期发布白皮书成了一种惯例。作为代表国家在重大问题上阐述基本观点的重要文件,白皮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1991年国新办发布第一部《中国的人权状况》到2013年年底,中国政府共计发布了87部白皮书。
在中国政治和外交体系中,白皮书具有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功能?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有什么特殊性?其发展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详细的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文献回顾
白皮书是由各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自然无法回避其政治功能。从政府白皮书出现开始,关于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在国内,最典型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的批判。1949年8月,美国政府抛出了非常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为自己对华政策的失败做辩护。白皮书发布之后,毛泽东非常生气,连续写了《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6篇文章,痛斥白皮书并戏谑地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自此之后,在中国讨论白皮书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对白皮书只能采取批判和挞伐的态度。
现代意义上对中国政府白皮书的研究出现在1991之后。1991年,中国政府拿起白皮书这件昔日被斥为“厚皮书”
不仅如此,相比于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政策载体,国外学者尤为重视对白皮书的利用和研究。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白皮书作为起源于英美国家的政策文告,久为西方学者所知和所用;中国政府在发布中文版的同时还会提供包括英文版在内的多个译本,语言上的熟悉使得白皮书较易理解;白皮书采取国际化的传播方式,利用中外重要通讯社和报刊广为散布和传播,极易获得。美国著名的中国事务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谈及如何增进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