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4年05月 |
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趋势脱钩以国际收支失衡加剧为背景,难以持续。危机之后,欧洲和日本的复苏疲弱、美国的再工业化以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代表的世界贸易规则重塑,都使这种趋势脱钩模式更加难以为继。中国当前的国内经济改革、对外“走出去”的战略,将在需求端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机会,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改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速水平。因此,中国将有望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良性趋势脱钩中扮演关键的历史性角色。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向更为具体的经济影响力转变,进而提升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局部乃至全局的制定与协调能力,并从中获得实际利益。
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了这种自发的选择。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前景决定了中国有能力成长为全球经济体中的重要锚。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普通而特殊的一员,能够为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长期脱钩提供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能够成为新兴市场外需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储蓄,可以将其有效转化为投资,特别是国际投资,因此,中国又可以成为新兴市场获得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原来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双向环流情形可以转变为一个三边的环流情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此前发达国家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帮助新兴市场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的趋势脱钩。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脱钩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2006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使用购买力平价的测算表明,2005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首次超过50%。
但是,过去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优异表现,是否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已经撑起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半边天,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真正脱钩?这种脱钩是趋势意义上的,还是波动意义上的?脱钩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进而这一脱钩是否能够持续?这些问题将在正文第一部分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从未来7年的战略机遇期
从中国外部环境视角来看,新兴经济体
首先,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改革将与国际外部环境的塑造深度契合。
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调整,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如扩大内需、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过剩产能的部分向外转移、人民币国际化、组建金砖发展银行等措施,都将有助于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进行实体经济挂钩,以及金融市场的挂钩,同时也有助于其同发达经济体的相应脱钩。这将使得国内经济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塑造进一步深度契合,为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提供具体的实现机制,为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内、外经济政策提供一个统一的战略框架。
其次,这将有利于中国改变外部经济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并顺势创造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金融部门的双重脱钩,将有助于打破“斯蒂格里茨怪圈”
最后,基于国际经济格局的转变,以及中国在其中可望扮演的关键角色,中国将更有可能为充分地将已有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兑现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在深化内部改革、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将帮助新兴经济体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同时帮助新兴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挂钩。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向更为具体的经济影响力转变,进而提升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局部甚至全局的制定、协调能力,并使规则为我所用、对我有利。
一 定义趋势脱钩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常常使用脱钩一词形容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内在含义是新兴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体系都已经趋于成熟,再加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使得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发达经济体。
上述关于脱钩现象的描述实质上讨论的是发达国家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