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国对东亚的（再）发现

近年来，不仅在韩国和日本，就是在过去被认为缺乏东亚视角的中国大陆，关于东亚的讨论也越来越活跃。用孙歌的话说，“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东亚论的丰收时代”842007。尤其是在韩国，现在“东亚论”十分兴盛，已经有评论指出，“东亚论”“作为能与韩国社会的主流话题，即关于民族和统一的讨论并驾齐驱的，知识界的新兴公共话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话语权”。842008

学者们开始将东亚地域作为一个单位来思考，在韩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东亚论”的争论。稍微夸张一点来说，韩国知识社会好像重新发现了“东亚”。

可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仍然可以从韩国思想史的脉络找到渊源。从远的来说，19世纪末朝鲜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追求东亚三国连带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将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作为一个单位来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只能转为地下伏流。新中国成立后，在“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两极分化的冷战秩序下，这种思维方式依然不能迸发出来。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回归”正道。

首先，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要结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回顾东亚论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最早重视东亚视角的主要是一些人文学者。他们大概是面对1989年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是韩国国内民主化的进展，以及世界冷战的结束，感到需要探索新的理念，事实上正是在摸索新理念的过程中（再）发现了“东亚”，他们想从这里寻找出创造新理念和新文明的可能性。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为了说明东亚的新兴经济体（NICs），在援用“发展国家论”（developmental state）而提出儒教资本主义论之后，也形成了东亚论争的另一个分支。此后，亚洲经历了金融危机，1997年又出现了“东盟加三”（ASEAN＋3）体制，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投入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开始关注构筑国家间合作体制的问题，东亚论也更加深入，更加盛行起来。

可是，两边的论议大体上就像两条平行线，只是偶尔有交叉。人文学者主要关注文化和价值领域，即使偶尔谈到东亚共同体问题，也是将其想象为东亚市民自发推动的、具有人格联合性质的乌托邦，是从这个角度来探索其实践的途径的。个人人格上的自发联合性质的共同体（community）在近代以前也出现过，只是规模较小而已。虽然它们在近代都已解体，但是一些人在试图重新构筑共同体内的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也不断对其进行再解释。将共同体理念置于国家之上，从地域的层次来定义，这可以说就是广义的、人文学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相比之下，社会科学者则更关注狭义的、政策学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他们更倾向于集中分析在国家和资本的主导下，政治和经济领域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地域现实（即地域化，regionalization），以及在此基础上地域合作体制的制度化（地域主义，regionalism）。我认为，将来关于东亚的讨论应该克服这种二分现象，采取综合的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介入地域化和地域主义的具体现实，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地域统合是否真正符合人的要求，是否在沿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的方向发展。842009

二 韩国东亚论述的系谱与我的东亚论

如上所述，现在韩国的东亚论性质并不单一，各种见解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我的东亚论也是在与这些立场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在韩国和日本被冠以“作为变革论的东亚论”“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论”或“替代体制理论”等名称。842010

正如这些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我的东亚论并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成果，而是浓缩了我在大学教书和编辑杂志的活动经验。对此我形容为“作为制度的学问”和“作为运动的学问”。842011我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参与《创作与批评》季刊（1966年创刊）的编辑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主编的位置。近30年的编辑活动（所谓“作为运动的学问”）对我来说不仅是半生的学习场所，也是实践的舞台。伴随着《创作与批评》的成长，我一直在探索能够使韩国社会更民主、更人性、更具主体性的理论和实践方案，同时为阐明其对东亚邻国社会发展和共生具有怎样的意义而不断努力。所以，我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不仅与韩国国内的，也与中国大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