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士留学生

1906年10月，在法政大学的杂志《法学志林》中刊载了这么一条消息：“清国北京进士馆这回变更制度举其学生（进士）托我法政大学实施法政教育。曩由进士馆教头严谷博士与法政大学交涉，更经清国学部与滞清中的梅总理熟议，至今回由清国公使馆正式发出入学介绍信。进入补修科三十七人加上另项记载的进入第五班的五十八人合九十五人，均为有学识有地位的清国绅士。”842315

进士馆于1904年由清政府设立，规定35岁以下的进士进入该馆接受三年的再教育以补充新知识。在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1906年，进士馆已更名为京师法政学堂，学堂分预科与本科，预科教授日语，本科用日语教授法律政治知识，由日本的法学博士严谷孙藏担任学堂的教头。学堂的教育目的在于“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亦即培养具有近代法律政治知识的官僚，而留学日本就是为达此目的的一环。

1905～1906年间，留日的中国学生人数将近万人，达到了高潮，这与清末废科举、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等因素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为追求新的功名，为探寻通过立宪强国的方法，留学生大举赴日。同时，1906年也是清政府上谕预备立宪的年头，向法政大学派遣进士留学生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中实施的。进士作为传统中国的精英，被如此大规模地派往日本接受再教育可以说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儒学意识形态的体制中，基于儒家的道德修养肩负“治国、平天下”使命的传统精英们被派往日本重新开始学习近代政治法律知识，象征着中日之间的地位的彻底逆转。更应注意到的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已没有10年前的甲午败于“东夷”后的惊愕，在短短10年间，人们习惯了接受“中华”已然式微的这一现实，精英们也习惯了自身作为学生的位置。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中的“体”与“用”之间已没有了紧张感，昔日的“东夷”已很自然地成为“中华”改革所效仿的模式。

二 日本对留日的推动

清末留日潮的形成还不能不提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此书中，他列举了中日在地理上比邻，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相近的便利条件以及通过日本学西方可以事半功倍的优点，积极倡导留学日本，《劝学篇》因此被称作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然而，张之洞对留日的积极倡导却离不开日本方面的积极推动。日本游说张之洞等人推动留日从一开始就是与日本国内的大陆政策密切相关的。1897年前后起，日本贵族院的议长近卫笃磨就向清朝政府游说实行新教育的重要性；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更是派遣下属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等人先后访问了清朝中央的实力官僚及各地方的洋务派总督，热心地说明派遣陆军留日学生的必要性。同时，当时的清朝驻日公使矢野文雄也是积极地劝说清政府派遣留学生。

清末变法派制定留日政策经戊戌政变后仍然被承袭成为国家政策，说明留日已成为包括洋务、变法等在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朝野间的共识，而这之间，日本的外部推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日本采取积极态度的目的，矢野文雄在给本国的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写道：“受我国感化的新人才散布于老帝国内，以为今后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长计，具体而言之，其从武事者不仅模仿日本的兵制，军用机械等亦需仰仗于我，士官等人才的聘用亦求之于日本，清国军事多将日本化无疑。”他一语道中了日本积极推动留日的政治策略。

而从日本的教育界来看，他们对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十分欢迎的。时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太阳》杂志上发表评论说：“（清国）尊敬我邦依赖于我邦，举其人才之教育托于我邦……我邦焉能不以不可夺之大节而当之。”842316《教育时论》的论说中也写道：“（对留学生）必细致严肃的教育、对待之，以竭善邻之好，使之知我邦仁义之所以厚。”842317类似这样的言论在同时期的各种杂志中随处可见。

在教育者们看来，留日的学生们将来归国之后将处枢要位置，作为“新空气”的代表起到“先觉者”的作用，是肩负着清国未来的人才。从这一角度出发，日本的教育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热心地承担起了留学生们的教育工作。随着留学生的增加，日本先后成立了像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以下简称“法政速成科”）和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一批专门教授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