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源型企业投资的低效率问题

在资源型经济中，生产主体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利用在资源获取方面的优势组织生产要素，在利润的驱使下以低廉的资源投入为主进行粗放式的生产，并按照传统比较优势原理从事专业化生产，进而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现实表明，资源型地区的不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到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的支配。^[1]正因为如此，资源型企业的投资活动也与一般企业不同。通常，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投资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并且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在资源型经济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不仅不能实现效率最优，反而会造成效率上的损失。这是因为：

第一，资源型企业的投资存在负外部性效应，会带来代际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矿产资源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被当代人使用，也被后代人拥有。从整个人类存在的历史来看，矿产资源在使用上具有代际间的排他性，却不具备代际间的竞争性，因而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容易出现“公共地悲剧”。经济学理论已经表明，公共物品无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达到最优效率的使用。所以，从代际的角度来看，无论资源如何在当代发挥了最大效用，也难以确保其在代际使用量上的分配是最优的。面对这种典型的市场失灵问题，只有政府才有可能矫正资源的错配，实现资源在整个人类存续期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第二，资源型企业受比较优势原理的支配，在获取资源收益后，会继续投资原初的资源产业，从而陷入“资源诅咒”。传统的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要充分利用本国在资源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资源型企业在此种市场机制支配下，必然会将投资长久局限于单一的资源采掘业，而无任何动机进行转型。资源诅咒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资源型企业这种看似完全符合市场规则的做法，将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制造业部门被挤出、技术创新能力被抑制、人力资本形成受阻、寻租行为大量涌现等消极结果，^[2]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因此，资源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受到来自市场之外因素的影响，才有可能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快速稳健的增长。

由此可见，要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必须矫正资源型企业投资中的固有缺陷，以提高投资效率为导向进行相应的机制创新。本报告以煤炭产业为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在企业获取开矿权的初始投资环节，应继续健全和完善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建立资源型产业转型的促进机制；在煤炭企业进行后续经营的再投资环节，建立和实行特别收益金制度，形成资源型产业转型的援助机制。由于这种机制创新旨在打破资源型经济运行的固有市场规律，因而更多地需要通过市场外的力量——政府来推动完成。

二 完善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弥补资源产业初始投资缺陷

当企业决定投资于煤炭产业时，首先要进行的投资就是购买采矿权，即要确定该企业有权利开采多少数量的煤炭资源。在前文提到，煤炭资源在当代人看来是一块公共地，一定会产生过度开采的冲动。要解决这种代际意义上的公共地悲剧，在经济学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征收庇古税，另一种是界定产权。对于第一种做法而言，经济学家往往担心事情会走向它的反面——即出现“政府失灵”。毕竟，政府在现实中很难准确确定能够达到代际资源最优配置的税率水平。所以，自科斯提出产权的重要性以来，人们通常倾向于继续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物品的配置问题。这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界定明晰的产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权交易，通过市场机制达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对煤炭资源来说，就是要对煤矿的开采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并建立相应的交易机制，以实现煤炭资源在代际间的最优使用。

（一）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主要涉及“一税四费两价款”，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矿区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其中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尤其在山西，煤炭等矿产资源基本探明的情况下）主要涉及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是国家将矿产资源采矿权出让给采矿权人，并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