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地顺应大势、积极作为，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压减行政审批事项，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但应清醒地看到，各地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行政许可审批上，改革的重点大多围绕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调整、取消和清理，改革的成效大多体现在压减率等一些数字指标上。简政放权不能被行政审批遮望眼，要提防在改革压力和部门利益的相互博弈中，部分削减的行政许可类审批事项，以资格资质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形式重新出现，致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异化为“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的数字游戏^[1]。在此背景下，宿迁围绕市场化的改革导向，突出“减权去利”改革核心，确立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资格资质去行政化、非行政许可审批类改革“三部曲”的改革思路，在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迅速实施了资格资质去行政化、非行政许可审批类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 推进资格资质去行政化和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必要性

1.资格资质类认证事项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共有66个就业准入职业^[2]，从法律意义上讲，从车钳刨铣磨镗到美容美发美甲等，相关从业者都必须通过培训、考试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后，才可就业上岗；14大项、100多子类行业几乎都需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才能入行开办企业，而不同资质的企业需要的职业资格条件又是五花八门，所需的资格资质认证事项呈几何级数增长，数不胜数。前段时间，我们对全市资格资质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仅市区运行的资格资质类项目就有569项，涉及43个部门、61家行业组织，很多资格资质认证制度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20多年基本没有发生大变化，与时代发展脱轨、与市场需求脱节。

2.非行政许可审批存在的问题

2014年3月，国务院集中公布了所属部委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涵盖了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根据上述汇总清单，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1235项，其中非行政许可审批374项，占比为30.3%。行政许可审批项目需要经过调研、论证、审批、审核等过程，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非行政许可项目的增设要简单得多，只需要部门发个文件即可。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满1年后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实际操作中往往走样，很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变成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于是非行政许可便成为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转移站”和“避风港”，很多本应被清理的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改头换面”成为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继续存在。

综上所述，行政主导的资格资质认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存在诸多弊端，是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大“拦路石”：①攫取了本属于市场的权利。资格资质认证是对从业人员能力的一种认定，处于社会治理的细节和末梢，本来就属于市场和社会的权利，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则来调节。从这个角度讲，政府不是放权，而是要还权于市场。②滋生了各种权力寻租行为。政府在资格资质类事项认证中扮演主角，既做“教练员”也做“裁判员”，包含了报名、考试、发证等各环节，很多部门和单位将资格资质认定事项当成获取利益的权力筹码。在利益的驱动下，由政府主导资格资质认证也滋生了诸多乱象。③影响了人才评价机制的科学性。资格资质认证本质上是甄别人才，但政府部门本身并不具备行业组织对市场的敏感度和专业性，只能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将各类资格资质项目的考试鉴定内容和时间固化。这种模式导致很多类别项目的考试鉴定与市场和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培养的人才缺乏实用性。④束缚了社会主体活力。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空前提速，前置审批事项大幅减少，但显性制约少了，隐性制约却未同步减少。资格资质认证实际上是行政审批事项的异化，已成为行政职能的“延伸版”和“加长版”，设置了诸多行政壁垒和管控事项。倘若不能下决心把这些隐性的行政审批减掉，激发社会主体活力，改变政府行为利益化、政府服务低效化，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都难以落到实处。打个比方讲，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