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人口迁移对优化生产要素区域配置、推动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人口迁移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空间属性上，是来源地与目的地空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直观的社会表达，映射着区域经济水平、投资强度及其关联的就业机会的区域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区域迁移人口分布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研究区域迁移人口的空间格局变化，分析迁移人口空间分布与迁入地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是探索与验证人口迁移理论的重要环节，也是判断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合理规划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

山西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山西经济转型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人口是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本报告拟以2000年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山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2000～2010年间山西迁移人口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及集聚特征，探索山西人口迁移与地区经济发展总量、煤炭资源开采、产业结构状况、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引导迁移人口空间流动的政策措施。本报告不仅对于把握资源型地区人口迁移本身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通过识别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主要经济要素与迁移人口之间的变化关系，揭示迁移人口与经济要素之间存在的不协调现象，对于区域转型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 山西迁移人口空间分布

（一）迁移人口空间结构变化

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山西迁移人口总量为2659710人，到2010年时增加至6466476人，10年间迁移人口总量增长了1.43倍，平均每年增长9.29%。不仅迁移人口总体规模大幅增长，而且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直观表达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本报告按迁移人口平均规模的150%、100%、50%对各研究单元进行分类，相应地划分为密集区（P＞150%）、次密集区（150%＞P＞100%）、次稀疏区（100%＞P＞50%）、稀疏区（P＜50%）四类，并将结果反映在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地图上（见图1）。

图1 2000年、2010年山西迁移人口空间分布

从山西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图来看，2000年，太原以及大同、晋中、长治等9个地级市的迁移人口规模高于省内平均数的1.5倍，属于迁移人口分布的密集区；属于次密集区的单元共10个，包括吕梁、清徐、介休等，其中吕梁市地处晋西地区，在行政级别上为地级市，但是其2000年迁移人口为26970人，稍高于山西平均水平，而属于该类型的县或县级市多数在地理位置上紧邻省会太原或地级城市，或者是同蒲铁路线的重要交通枢纽；次稀疏区县域共25个，包括怀仁、应县、古交等，这些县域多数为迁移人口密集区或次密集区的外围区域；属于稀疏区的县域在数量上占主体，共62个，占全省总数的57.9%，尤其是在同蒲线以西地区该类型县域集中连片分布，而同蒲线以东地区数量相对较少。

与2000年相比，2010年山西迁移人口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属于密集区的城市共13个，增加了怀仁、介休、吕梁3个市（县级市）；次密集区共5个，较2000年减少5个，所属县域变动很大，包括原平、孝义、高平、柳林、灵石等，如清徐、太谷、阳城、泽州等由次密集区降为次稀疏区，而灵石、柳林的迁移人口增长幅度很大，分别由次稀疏区、稀疏区上升为次密集区；次稀疏区的县域增加至37个，主要集中分布在晋北东部和晋中地区；稀疏区县域减少至52个，同蒲线以西地区仍然是该类型县域分布的集中区域。此外，晋中南、晋东南地区分布也较多。

总体来看，山西迁移人口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近10年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始终保持着对迁移人口的强大吸引力，是迁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而多数中、小城市则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小，从而形成了迁移人口空间分布的“核心—外围”模式。山西迁移人口地域分布变化显著，同蒲线以东地区迁移人口的集聚规模明显增加，尤其是大同市以及晋中地区迁移人口集中连片分布，表明山西迁移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向中、小城市，迁移人口分布的扩散效应对于山西整体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具有积极作用。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