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区域广播电视经历了一场痛定思痛的反躬自省。在新兴媒体正在改变着传统媒体整体结构、生产方式和传播形态，而且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构成，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区域广播电视如何进退正面临重要节点。

一 广播电视传播是新型城镇化的客观需求

我国正在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为新增转移城镇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中一件大事，广播电视传播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新型城镇化目标的要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9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这个“人”字，就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广播电视的服务对象是人，其服务宗旨就是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提高城乡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农村文化生活、公共服务向城市靠近，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城市化率，改善城市内部结构，解决好产业和就业问题，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公平而均等化。这是一个繁重而长期的奋斗目标。

（二）我国广播电视结构所决定

我国广播电视呈“金字塔”形结构，是历史上以行政区划建立的“权益均等”的产物，长期以来发挥着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它们拥有独特的政府优质资源，具备了有组织的连续传播方式，适应当代文化环境中的绝大多数民众，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得以稳定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处于“金字塔”第三、四层级的市、县级广播电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服务教育、文化建设等综合功能更直接，更实务，更具体，它们将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一同发展。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对传统媒体前景的悲观与哀叹不绝于耳，比如，消亡论、颠覆论、转型论、取代论等等。更有甚者视前程荆榛满目，认为“传统媒体必然消亡”，转型是找死，不转型是等死，还算出了消亡的时间表，先是报刊，再是广播电视……理论上的论争和行为上的攻防十分激烈。

传统媒体难道已经走到了临界点？纵观从17世纪初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来，媒体竞争就从未停息过。300年间是平面媒体的弱性竞争；20世纪上半期广播电视相继诞生后的半个多世纪，传统媒体呈现出“三是鼎立”的理性竞争；而世纪之交到眼下这十多年，报纸、广播、电视与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卷入了恶性竞争的漩涡。其实，越是在朝夷暮跖之时，越要冷静地理性思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张立伟研究员对新老媒体发展的论断颇有见地：“新媒体小众化、分众化，传统媒体就要聚众化、包容化；新媒体去中心化，传统媒体就要一体化或再中心化。这样，公众才有完整的媒介真实，新老媒体才对立又互补，社会才在多元化与一体化、‘一分为多’与‘聚众为一’中健康发展。”^[1]

现阶段城乡受众深度接触的三大媒体分别是电视、手机、网络媒体，但乡村受众接触最多的媒体仍然是电视。据《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201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与分析》：乡村受众经常接触电视媒体的频率为88.85%，经常接触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的频率分别达到25.4%和23.36%。可见，对乡村受众而言，电视媒体仍然是其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2]

（三）大众传播伦理使然

当代中国，大众传媒进入了传播主体多元化时代，媒介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媒介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样的媒介生态环境里，大众传媒及其实践活动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有学者把它归纳为“道义与功利的冲突、自由与责任的冲突、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导向一元化的冲突、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冲突。”^[3]事实上，有的媒体在具体的伦理境遇中往往忽略了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职责，在内容生产与媒体运营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标，表现为传播自身的消费主义化，而“媒介通过信息传播又干预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文化形态。”^[4]要克服这些冲突而使之趋于统一，区域广播电视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