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发展进程中，我们的习惯思维是注重“应做什么”，却往往忽视了“不应做什么”。这种思维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高速的经济增长造就了财富的丰盈，也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直面问题，我国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战略性议题，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备受关注。“两者提出的原因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的文明转型相关”^[1]，是转变旧的发展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切入点。

一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的共性：促进人的发展

从统计意义上讲，城镇化的本意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故而，将“人”作为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的焊点和桥梁是必然。只是，关注人的什么方面，值得研究。从现状来看，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关注GDP向关注人转移。为了呼应这种变化，学界、政界纷纷将注意力定位在“人的发展”这个问题上，相关的讨论也甚是激烈。客观地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影响较大。森将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定义为“给定一个人的个人特性以及他对商品的支配，他在功能选择上所具有的自由”。这里的“功能”是指一个人利用其拥有或者控制的商品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事情，反映的是一个人可能珍视去做，或者去成为各种东西。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具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对生活的控制等等。这种观点与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观点有别。一部分人认为，让一个人获得足够的商品（服务）就是“人的发展”，却没有考虑这个人拥有的商品是否是他想要的，以及他拥有这些商品可以做什么。比如给一个居住在高半山的农村居民一套位于河谷地带的漂亮的住宅，导致其与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分离。每天他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在上山、下山的路途中。这种行为就算不上是促进“人的发展”。因为它既没有增加人的选择自由，又打压了人从拥有的商品中获得的快乐。漂在城市的农民工，没有干净的居所，子女就学困难，医疗费用昂贵。在城里赚的钱，在城里不够花。勤劳的工作不能换来多一点的选择自由。这种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的城镇化还没有真正地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而是以“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这样的指标来替代城镇化丰富的内涵。没有“人的发展”，城镇化就如海市蜃楼般，有着令人渴望的美丽，但只是幻境。

文化产业满足的是人对文化产品（服务）的需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产业，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文化是否对“人的发展”有作用呢？我们借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加以说明。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文化的需求是在最高层次，即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是指，满足人们创新的意愿，发挥人们的创造力，实现个体的理想、抱负，发挥个人能力到极限。马斯洛认为，人必须干称职的事才会感到最大的快乐。由此，文化是一条路径，引导人们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奋进，使其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这便是“人的发展”。

二 四川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

（一）文化产业助推新型城镇化的三个切入点

文化产业是推动四川城镇经济转型的主动力。文化产业与城镇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见图1。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分别对应生活性、生产性和现代服务业综合发展。当前四川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文化的特征介于“生产性”和“现代服务业”之间，既要注重“效率为主，市场扩张”，也要在意“品质为主，崇尚创新”。这个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和信息服务等）与文化产业的创意、设计、数字成为服务业发展核心，成为吸引人才的基本条件，为城镇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原动力。

图1 城镇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对应关系

文化产业带动四川工商业市镇和专业镇发展。工商业市镇和专业城镇是我国最具特色的市场经济形态，也是文化产业的主要载体。当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发展良好的工商业市镇和专业镇在发达地区以群落式存在，如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等。这些城镇的早期发展以劳动密集型、资源耗费型产业为主，后期发展则多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转型点，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突破，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