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建设与社区治理是本章关注的两个核心。将这两个核心放在一起，没有主次，只有相互联系与协作。生态建设，以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生态服务、满足民众基本生态福祉为目标，兼顾生态建设区农村发展、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农村社区治理，以推动基层社会自治为手段，以完善社区服务、增进社区福利、改善社区生态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为目标。生态建设与社区治理在目标上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生态建设能改善社区生态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生态福祉与生活福利，社区治理能够充分发挥社区在动员社区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优势并促进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确保生态建设的持续效益。全国林业重点工程^[1]十年来的发展证明，林业重点工程不仅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也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林业重点工程实施区农牧民收入水平显著增长、社区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明显改善，形成双赢乃至多赢的发展格局。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肩负着艰巨的生态安全任务，是生态建设项目最为密集的实施区域；正是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也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民族地区普遍贫困且农村落后尤为严重，农村社区发展能力低下，社区治理面临较大挑战。在民族地区实施的生态建设工程，不仅要治理退化的生态环境、巩固并提高其生态服务能力，还要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实现生态致富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

农村社区是一种以拥有同一聚落及其周围（或附近）资源的共同所有权为基础，以对自然资源的培育、开发、利用为主要经济活动，以共同的文化和心里因素为特征，以共同的利益为联结纽带，按照传统制度和规范结合而成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农村社区主要按共同居住、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标准而建设，社区组织既借助自然村、生产队等传统组织资源，又不限于传统的、天然的、血缘的、行政的组织，主要取决于相互的自愿合作。农村社区治理，是在行政村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民政部门的协调指导下，由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组织通过直接民主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依靠政府、社会和村民自身等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体系建设，强化各项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因而，在农村地区实施的生态建设工程，与社区治理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 四川民族地区区域范围与生态功能定位

1.区域范围及基本概况

四川民族地区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组成，共有51个县（市），土地面积30.49万公顷，占四川省土地面积的62.9%。该区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属于全国自然地理环境最为复杂的横断山区，地形地貌复杂，沟壑纵横，地形起伏大，是全国山地自然灾害发育程度最高也是发生频率最高的地区，分布有鲜水河地震带、金沙江地震带、松潘—较场坝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理塘县地震带、木里—盐源地震区等多条地震带，曾经发生过破坏性极大的1933年茂县大地震、1976年的松潘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该区还是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重要分水岭，分布有长江上游较大干支流570多条。四川民族地区又地处我国三大地貌阶梯由一级向二级的过渡区域，海拔落差大、地貌类型多样、地理环境复杂，孕育了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正好处于中国的一条主要生态过渡带上，是我国西部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分布着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的川西北牧区、西南原始林的核心区。

2013年，区域生产总值（GDP）1742.6亿元，占全省地区经济总值的6.6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36.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889.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17.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19.3：51.0：29.7，呈“二三一”经济结构特征。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84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03元^[2]。2012年，民族地区户籍人口759.54万人（占当年全省户籍人口的8.35%），人口比重、经济总量占比远低于土地占比，是四川境内较为典型的地广人稀区域（见表1）。

2.民族地区的生态功能定位

四川民族地区是全国重点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