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5年04月 |
艾滋病高效抗病毒服药治疗已经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关键。然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促进的公共卫生模式则面临文化因素的广泛挑战。采用“族群本土文化赋权”的社会人类学健康实践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显著提高的非临床实践表明,社会人类学对公共卫生本土化实践的促进,正在从理论实践创新和政策层面上呼吁,基于临床医学理念的专家知识导向的公共卫生模式面临社会人类学传统语境关键变量的全面校正与重建。
Though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ART)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crucial strategy in global HIV/AIDS care and prevention,the public health model with clinical perspective for strengthening adherence for HAART/ART is facing cultural challenges in indigenous and ethnic contexts. Evidence drawn from the non-clinical study in ethnic communities in China indicates,adopting socio-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focusing upon ethnic empowerment approach for promoting HAART/ART adherence need to stress and to build key variables based on ethnic context as theoretic-empirical agenda to beyond clinical expertise-oriented public health model.
一 背景
全球艾滋病流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生活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族群的打击。在我国的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4个省份中,少数民族社区中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一直占有很高的比例。[1]虽然近年来四川省针对凉山州彝族地区和阿坝州藏羌族社区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基本覆盖了这两个州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中的大部分地域,但是凉山州彝族地区和阿坝州藏羌族地区族群社区中艾滋病新增案例逐年增加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减缓。[2]过去的研究还注意到,相对于城市及周边地区艾滋病服药人群,少数民族族群服药患者则会因为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普遍出现抗病毒服药治疗依从性不佳的情况,比如他们中不少人对采用一线高效抗病毒药物(AZT、3TC、EFV/EFV)常常会出现拒服、少服、漏服,不按时服药、随意改变服药量以及中断服药等情况。[3]
由于不规范和不严格的服药方式,服药依从性不佳的直接临床后果必然连带性地导致药物毒性和药代动力学促进不良,进而产生不理想的病毒学效果和耐药等不良药理混合作用。严重的健康后果则是免疫细胞CD4+恢复缓慢或失败、病毒载量失去控制导致持续机会性感染。这种不断推高的服药治疗失败率直接推高治疗病人的死亡率,而更为严重的是病人的病毒载量反弹更是他们在人群中持续潜在地保持着交叉感染高传播率的流行病学后果。[4]
针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问题,一些较早的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导致服药治疗依从性不佳的因素广泛涉及族群社会、文化、心理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疾病的族群文化表征特性、文化敏感性、外出打工的流动性、族群社会心理上的脆弱性、偏远地区公共卫生资源和随访服务的有限性、治疗与服药副反应处理的社会—心理支持的缺乏、病毒载量与CD4检测,以及服药行为的可及性及其隐私的保护等许多方面。[5]而针对这方面的突出问题,采用以心理交流、咨询辅导支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行为改变交流”模式,是全球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广泛倡导的降低传播与机会性感染风险、促进服药依从性的主要策略。[6]然而,近年来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广泛数据却显示,公共卫生领域倡导的“行为改变交流”模式对于接受治疗人群服药依从性促进并不能够产生明显效果,特别是男—男性关系人群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行为改变交流”模式对于感染者与患者行为改变产生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7]
这种情况清楚表明,基于西方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健康心理学所建构的公共卫生行为改变模式,在中国族群社区健康促进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忽视本土文化语境的事实。换句话说,虽然作为公共卫生模式中用于促进服药依从性核心的“服药知识与认知教育”、“服药治疗心理支持辅导”、“同伴交流”等策略是必要的,但是起码在少数民族社区,这种基于西方公共卫生视角下的行为改变模式,其效果的普适性并没有获得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经验的系统证据。与此同时,一个较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强调利用传统文化经验应对疾病、灾难以及健康脆弱性,这在当前中国艾滋病应对的公共卫生策略构架中几乎是难以听到的声音。少数族裔的彝族、羌族、藏族社区中对疾病的文化表征的族群诉求,几乎被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话语所完全掩盖。公共卫生中未经过本土化矫正却备受推崇的由专家导向的“行为改变交流”方法,作为一种在中国艾滋病预防实践中普遍采用的公共卫生话语模式,长期以来阻碍了我们对本土社会应对灾难与疾病族群共享的本土经验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因此,探索族群社区服药病人抗病毒治疗依从性非临床的文化策略的社会人类学视角,对有效促进少数民族社区疾病防治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实践探索意义和政策开发创新意义。
二 方法
(一)样本设计
将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县中的彝、藏、羌三个少数民族社区中的艾滋病服药治疗人群,按照他们在不同地域中所采取的传统公共卫生“行为改变交流”的服药教育策略和基于项目干预探索的“本土文化实践”为导向的策略两种不同模式设计为非随机干预—控制前后测量的两个组。其中,“行为改变交流”服药人群作为对照组,采用项目干预活动开展的基于“本土文化实践”的作为服药人群的干预组,并对同时期两组行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