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似乎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诸多矛盾困境，而我国的“宏观调控左右为难”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政府官员和经济学界。宏观调控的一项最重要手段就是调控货币政策和货币循环。因此，我们要认清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与实质，就需要从认真分析货币的基本属性及其循环系统的动态特征入手，才能从中把握其具有本质规律性的内涵。

经济系统要持续运行，就必然要求逐利资金与提供最终利润的消费资金在数量上相互匹配。如果消费资金偏多则将导致产能不足，出现商品供不应求；而逐利资金偏多则将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种短期的失衡情况尚可以设法调整，而如果长期的单方向失衡则势必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 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演变趋势

分析研究最终消费品货币可以把握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以下从三个视角来观察。

第一，居民用于消费的货币收入呈相对下降趋势。居民的货币收入是购买力的基础。数据显示，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份额，从新中国成立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左右，并一直维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仅为10.6%，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接近，此后微幅回升，到2007年为11.3%。这说明从工资的角度看相对于GDP的购买力，则我国1991年以来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统计口径中，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既用于消费支出，也用于生产支出）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续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仅为14.4%。可见过去20多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相对能力也明显下降。

将城乡居民收入相加即得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它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的55.1%降至1996年的44.5%，正是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此后到2002年逐步回升到51.8%，然后再次下降。这说明消费能力不足，主要是农村人口支付能力不足。

值得重视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占GDP的比重，1985年为20.8%，到2003年上升到34.9%，此后维持在35%附近。说明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与工资总额的走势相反。其原因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既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包括财产性收入，而正是集中在少部分“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在工资总额相对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维持了城镇居民年收入的上升。这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明显的一个量化证明。

国内各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即工资性收入演化情况在《资金流量表》中描述得很清晰［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从1992年到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该表将整个国家划分为4个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外加一个国外部门，可见图1。

图1 劳动者报酬/GDP的演化

这些表中的数据显示，只有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在增加，而绝大多数劳动者就业的非金融企业和住户部门的家庭小生产，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从而导致全社会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

至于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部分，由于机会的不平等，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这部分资金则主要用于“以钱生钱”。另外，工资性收入也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上下层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化明显，低收入者的工资主要用于消费，而高收入者的工资，有相当部分用于“理财”，那些年薪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人，工薪的绝大部分不可能用于消费。可见消费资金的走势可能比工资总额的走势更为下倾。

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呈现相对下降趋势。间接观察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另一个视角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1988年为49.5%，此后高速持续下降，到2008年仅为36.1%，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已成交的交易，而逻辑上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额既包括支付能力，也包括支付意愿（在此不讨论）。央行的货币统计提供了观察支付能力演化的视角。

第三，流通中的货币（M0/GDP）即揭示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呈现萎缩趋势。货币当局根据流动性的强弱，用逐层嵌套的方式定义货币种类：其核心是流动性最强的“流通中的货币”M0。M0加上“活期存款”M1，M1加上“准货币”（其他存款）为“广义货币”M2。根据这个定义公布的统计数据，M0的可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