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针对电影《武训传》公映后社会上形成“武训热”和“好评如潮”现象背后所体现出的严重的“思想混乱”，为配合当时确立新文化和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需要而发动的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文化批判运动。该事件不仅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历史语境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事件的历史背景，是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破旧立新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共中央确立和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工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历史逻辑的必然要求。具体说来，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化，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第二，新中国的“新”主要体现在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体系。随着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主义因素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和比重的不断增加而趋于压倒优势，必须实现文化的社会主义过渡，并且以新文化来促进和巩固新经济和新政治的确立。

然而，我们当时的文化改造和建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第一个基本状况是，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的工人阶级文化建设队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具体国情，在人数上还是不多的，还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大规模的新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且他们本身也面临着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思想改造任务。第二个基本状况是承担新文化建设工作的知识分子主体，是中共从原国统区接收的“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这些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和“人民中国的一部分”，但由于“反动阶级的影响”、“为旧社会服务过”和“受过旧式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使得他们在思想观念的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唯心论、改良主义，或者是“不问政治”“客观主义”等超阶级错误思想。第三个基本状况是，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经确立，但新文化的大众化仍然任重道远，人们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并存、异常纷乱复杂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适应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文化战线工作的当务之急是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一方面大力着手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领导进行着一系列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发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二 问题实质

电影《武训传》是1948年7月由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投拍的，旋即因为战火而停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通过修改剧本来上马。影片的编导者孙瑜等人对剧本的主体进行了修改，把原本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千古义丐”的“正剧”，转变为歌颂武训认定“读书认字方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新剧本中武训形象被演绎成“为劳动人民学文化求解放的模范”“为人民做牛马精神的典型”。这种把“武训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的内容硬生生地嫁接到原有主题的主观努力，在实际效果上既削弱了对原主题的表现，又呈现出与新主流意识形态的“相违”和抵牾。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对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和农民革命的错误诠释，影片“阶级压迫”的叙事背景却产生不了“阶级反抗”的叙事结果；第二，改良主义思想，影片强调“读书识字方能解救穷人”，实际上是宣传了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即不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不破坏旧的政治制度，不搞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