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媒体的作用，增强国际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这为文化传播中意识形态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状况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如实施中国图书国际推广工程、文化传播海外基础工程，建立孔子学院，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国家形象片、文化片，扩大留学、人文交流等，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近年来，“中国软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效果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1）中西版权逆差仍然很大。自2003年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通过政府项目将一大批优秀中国图书推广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覆盖五六十个语种，出版业走向国际图书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据统计，2003～2012年，我国版权输出总量为40498种，输出数量从1427种增加到9365种，版权贸易逆差从15∶1缩小到1.91∶1，这是不菲的成绩。但仍有不足，一是大陆的版权输出地主要集中在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文化圈。虽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图书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扩大，2012年输出比例上升到占当年输出的27.5%，分别为美国1259种，英国606种，德国354种，法国130种，俄罗斯104种，加拿大122种，共计2575种，但我国从上述西方六国引进的版权达10331种，引进与输出数量的比例为4∶1。而且这些走出去的出版物大多在当地的华文书店销售，或在华文社区传播，并没有走进国外主流读者圈子，在主流社会得到广泛传播认可。二是从图书的内容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以中医、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以及汉语工具书为主，而反映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观念、文化等文化核心价值思想，尤其是思想界能够提出独到见解并引领国际社会思潮的出版物寥若晨星。2014年2月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也印证了这一点：海外民众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依次是中国武术、饮食和中医；高等学府和大众传媒作品影响力最低。在伦敦的大众书店里，想找到中国作家的英译本依然困难。相反，我国引进的图书中，反映西方学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经管类、法律类等图书比例高达70%～80%，对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中国学者在国际论坛声音微弱。意识形态影响力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这很大程度上依靠思想学术界的思想理论创新、话语体系构建。但中国目前呈现两大现象。一是崇洋。中国近代以来建立的洋学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体系重建，均学习西方。“211”“985”工程重视推进高校国际化，这对教育、学术的发展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接轨”中，不是洋为中用，消化吸收，却生吞活剥，有的还丢失了立场：学术评价以能否在国外期刊发表作为衡量一篇论文是否优秀的标志，甚至以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数量、期刊档次等作为评定职称、申请资助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有的高校、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甚至要求所发表的论文、研究成果必须有外文引文、注释。学者须留洋一年半载方可晋升职称。在学科领域，西方经济学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西化”倾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许多学者忽略西方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其观点有特定的语境和阶级属性，把哲学社会科学视为无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之物，倡导去政治化的学术研究，直接影响了部分青年学生，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影响了高校这个文化传播阵地的思想辐射作用，造成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混乱。西方理论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影响了学术创新。二是大量的研究成果空洞无物。相当部分学者热衷于炒作概念，堆砌术语，重表述形式，轻思想内容，罗列文献，为研究而研究，远离问题，远离现实，从本本到本本，没有创造，思想贫瘠，造成了学术资源的严重浪费。中国每年出版4万多种中文学术书，真正能被主要发达国家大学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