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国家受到外来战争严重威胁和沿海与内地发展失衡，将约束整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下，审时度势，果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集建设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和改善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布局有机统一的战略，破解了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贫困陷阱”而无力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难题，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发挥政府不可或缺作用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有助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共圆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义之一是必须解决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难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全国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跨越三个五年发展计划的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三线企业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以及三线建设中培育起来的骨干企业和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从历史与现实乃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看，三线建设不辱使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曾经发挥并将持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1）中西部地区迅速生成了以现代工业为引领力量的新的生产力，改善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布局失衡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存在着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改变生产力区域布局失衡的命题：“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2]1963年9月6日，毛泽东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所加的一段话中指出：“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3]在面临国外核武器打击威胁的紧张局势下，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的较短时间里，毛泽东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三线建设在承担起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重任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生产力布局的改善，使内地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抑制并扭转了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或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恶化态势。1952～1978年，工业年均增长率，内地为11.6%，比沿海的9.9%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的10.5%高1.1个百分点；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由29.2%提高到36.7%，钢铁、煤、电、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棉纱、机制纸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分别由8%～30%上升到36%～60%。1965～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当年价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也由2.24%提高到3.7%，提高了1.46个百分点。

（2）三线建设迅速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是通过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比较完整配套的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航空、常规兵器、战略核武器工业基地。例如，在西南地区山重水绕的地方建设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