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1日，值党中央做出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承办的三线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家国防科工局以及部分三线城市和企业的代表70余人，围绕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从当时的历史情境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及其实施，虽然后来受到“文革”的干扰，但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初步探索出破解三大历史性难题之路。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都有着深刻而又重大的启示。

一 三线建设初步探索出在日益严重的外来战争威胁下，如何赢得和平发展机会之路

与会者回顾了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提出三线建设是一场以军事政治为主要目的的国防经济建设，党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并不是当时把战争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做出的毫无必要的战备举动。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外来战争威胁。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集重兵，制造事端。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1994年，美国档案馆解密的部分机密档案，证实了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还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然而，当时我国在应对战争威胁方面却存在诸多隐患，突出表现在先进的工业生产力过于集中于沿海。全国仅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很小，战时来不及处置，就有可能遭敌破坏。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条件，党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这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东西方划分前后方的国防战略方针。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在内地建立起一大批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基地，如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核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战略导弹和战术导弹基地、火箭动力系统研制生产基地、卫星地面测控中心、卫星发射中心、造船和船用设备以及水中兵器生产基地等国防工业体系和基地。其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核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湖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陕西、贵州、湖北、湖南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略导弹、战术导弹、火箭动力系统研制生产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测控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在长江中上游的川东、鄂西、广西、云南、江西等地建设了造船、船用设备、水中兵器生产基地和十余个科研设计机构。

与会者指出，三线建设建立起来的国防体系和基地，扩展了国家战略纵深，营造了战略大后方，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潜能，具有预防、遏制战争的功能，让侵略者“打不起”，从而抑制强敌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维持国家和平与自主发展，并争得时间壮大实力的成功战略。然而，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否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备建设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央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些议论显然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历史的真相是，正是因为我们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才使敌人不敢贸然入侵。如果再对照海湾战争以来，世界无核及核萌芽国被核大国肢解的惨痛教训，就不难明白党中央国防大战略对捍卫我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