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登载了一篇记者对笔者的访谈录《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谈到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些观点。访谈录只是分析某些观点，没有点具体的人。不料，杨天石研究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在6月23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为何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以下简称“杨文”）的反驳文章。初看这形似自我批评的标题，笔者还为之高兴，但及至读了全文，才知道作者毫无自我批评之意，一味进行自我辩护，对号而不入座，让笔者深感失望。

历史研究要忠于史实

笔者还是首先要感谢杨天石研究员指出我引用材料的失误。因为这是一篇访谈录，不是学术论文，同记者交谈时涉及对蒋介石的评价问题，脑子里闪过王柏龄引用蒋介石的那段话，于是把“死后”误记为“二十年后”，这是可以和应该改正的。我会采取一个学者应有的光明磊落的态度。杨文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做足了文章，嘲讽揶揄有加，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得胜回朝”了。他恰恰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无论是“死后”还是笔者误为“二十年后”，都说明蒋介石的日记还是要给人看的，就是说，不要轻易为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打保票，对蒋介石日记这样的史料要下考证的功夫。

这些年来，杨天石研究员在美国读到了蒋介石的日记，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扩大了研究的史料范围；但他不是采取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态度，而是对蒋介石“抱持正面的评价”，且要以超过中国台湾方面的评价为志趣。在中国革命胜利60多年后，一个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做出这种志趣的选择，真是匪夷所思！他曾说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前言中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这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真马’。让历史服从原则，根据主观意念、主观需要演绎历史，曲解历史，那是‘假马’。”

但遗憾的是，杨天石自己并没有做到，在评价蒋介石的问题上，采取了事先设定“抱持正面的评价”的态度，这就势必会让他的蒋介石研究如他所说，“让历史服从原则，根据主观意念、主观需要演绎历史”。这难道会是“真马”吗？

杨文一再指责我是在“编造事实，虚构一个批判对象”，要求我拿出事实来证明他在蒋介石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讨论问题当然要有事实根据。作为当事者，他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无权向读者掩盖或回避自己说过的话。限于篇幅，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之。

1.仅凭“日记”岂可“改写中国近代史”？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朱强采访杨天石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的访谈录，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些观点：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评价是“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认为过去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等等。

这个访谈录当时在媒体扩散很快，影响甚广，大概就是杨文所说的“还是只能引证我的旧文了”。这就成问题了！究竟是我编造事实，还是他回避事实呢？因为如果说旧文不算数了，那么读者就应该见到这位研究员对此有过收回自己观点的声明，有过通过自我批评来消除社会影响的任何表示。但事实是，这位研究员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来做些分析，来明辨是非，消除今天其也不敢面对的恶劣影响。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十分有益的经验之谈，是我们臧否人物、判断其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要求人们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显然违背了人物评价的这条基本准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自觉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了。

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材料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