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调整

奥巴马第一任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发展与积极推行的时期。2009年上任伊始，面对小布什政府留下的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奥巴马执政团队基于“巧实力”的理念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执政团队成员多次出访亚太国家，不断强调亚太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明显加快。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堪培拉对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是个太平洋强国，我们会长期留在这里”，承诺美国将在亚太发挥“更大而且长期的作用，包括充当和平、经济自由和人权的护卫者”。奥巴马的演讲是对美国亚太政策的明确阐述，被认为是“公开宣布了再平衡战略”。同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高调宣称美国将重返亚太，并对美国亚太新战略进行了相对系统和完整的阐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含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政治上开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军事上‘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经济上欲主导‘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2012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在“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演讲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了亚太再平衡这一概念，重点阐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称“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会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对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然而这一战略从论述到推行都充满了矛盾与问题。首先，美国亚太战略的表述具有多变性。奥巴马政府关于亚太战略，出现过“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战略转向”和“亚太再平衡”等不同表述，表明奥巴马政府虽然极为重视亚太地区，却未能对其亚太战略做出准确清晰的说明。其次，在以希拉里国务卿为代表的行政团队推动下，亚太再平衡战略表现咄咄逼人，造成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其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也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与担忧。最后，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过度强调安全与经济，表现为军事上军力调整动作明显，经济上强力推动排除中国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

鉴于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开始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内容表述上加以完善，在推行策略上进行调整与修正。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东京发表“21世纪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讲话，表明了美国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决心，“奥巴马总统承诺重新平衡我们在亚洲的利益和投资，这是一项明智的战略性承诺……作为一个重视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太平洋国家，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在这里的积极和持久的参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讲话中概括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最终，美国的目的是在亚洲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安全环境，一个开放和透明的经济环境，一个尊重所有人普世权利和自由的公允的政治环境。实现这样的未来必须是连续几届政府持久的努力。在近期内，奥巴马总统将继续在四个关键领域为持久的进步奠定关键的基础——加强安全、扩大繁荣、增进民主价值观以及促进人类尊严。”针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执行中存在偏重于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副助理国务卿贝尔强调了“民主”和“人权”对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性：“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专门增添的一项内容，‘再平衡’是否也将人权和民主进步作为一个目标？人权和民主治理的进步或不足是否会影响作为更广泛的再平衡初衷的各种目标的实现？当然，这两个问题互为相关，而且问题的答案都是明确肯定的。”这些表明，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要继续坚持，而且要在强调均衡的基础上、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继续推进。

二 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输出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输出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意识形态输出的内容和对象更加明确，推进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与手段更加多样。

1.意识形态输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术语中，意识形态的概念更多是以“价值观”的面貌出现的。前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