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新区体制机制建设启示

贵安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正在探索之中，有必要对之前的几个新区管理体制的设计和沿革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吸取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以便在新区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少走弯路。

（一）已获批的其他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运行情况

国家已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在《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天府新区、甘肃兰州新区等西部地区重点城市新区建设。从较早获批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体制机制运行情况来看，上海浦东新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1990～1992年底，是全市性开发体制阶段，设立了浦东开发办进行协调；1993年建区，设立党工委、管委会；2000年8月建政，完善了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四套班子。天津滨海新区于1994年设立滨海新区领导小组并成立专职办公室；2000年成立了滨海新区工委和管委会，作为天津市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2006年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2007年成立了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2009年11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建立。

（二）其他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启示

综合比较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建设经验，结合贵安新区的自身情况，要加速贵安新区的发展，行政体制的建设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新区管理体制变迁的目的是对推动新区开发建设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应紧密围绕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进行相应的管理体制变化和创新。两大新区管理体制发展路径类似，大体上都经历了3次变革和创新。第一次是以原有行政区域为基础，设立综合协调部门，设立新区领导小组、新区领导小组专职办公室；第二次是建立新区管委会，在组织机构上只设办公室、经济计划发展局、规划建设发展局、投融资促进局和办公室；第三次也是最核心的一次就是建立一个行政性和政策性合一的实体化新区，即一级人民政府。两大新区都先后组建了特色鲜明的功能区域，各功能区域在新区总体规划指导下，统筹考虑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土地资源配置、市政设施以及社会事业发展等等，由管委会模式转变为属地政府模式，健全了“四套班子”，调整了行政区划，重组了组织机构，优化了运行机制，推进了管理重心下移，形成了“新区事在新区办”的运行机制，较好地适应了新区开发建设新形势。新区政府保留了管委会体制机构设置高度集中的特点，机构个数和干部职数仅相当于一般政府模式的半数左右，以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服务型政府为导向，这些均可作为今后贵安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学习样板。

二是新区是被赋予国家发展战略使命的特殊区域，为保障最大限度地推进新区建设，就必须敢于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大胆创新。通过建立统一、协调、精简、高效、规范、灵活的行政管理体制，在金融、土地、财税等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新形势、新区域下扩大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新模式、新范示。

三是注意客观条件的不同，各自的行政层级存有差异。浦东新区区划面积较小，人口也相对较少，因此在管理体制设计上区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管理到乡镇街道。而滨海新区由于行政区划面积大，原行政区多且分布广，整合起来较复杂，因此在新区政府与乡镇街道之间设立了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和管委会，进行联系协调管理。

四是新区建设要改革创新，有必要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建成国家级贵安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贵安新区要立足生态新区建设，为贵州其他地区乃至全国走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

五是新区内设机构的设置问题，要打破内设机构承上启下的一对一传统模式，以精简、高效为原则，进行大部制的改造和建设，并在职能权限的规定上向宏观协调的方向倾斜。新区建设中有必要引入社会力量、公益组织和相应经济体的参与，要积极动员公民通过听证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参与。城乡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要继续完善村（居）民委员会制，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立社区、联合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等机构，应对区域内社会事务管理，推进协商自治。

六是新区建设的规范保障问题。省政府作为新区管委会的上级机构，应给予新区建设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