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四川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省城乡劳动力资源总数达到643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2455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246.8万人，省外输出1200.1万人，外派劳务8.1万人。^[1]研究显示，农民工不仅是城镇就业大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实践中，最有城市化意愿的群体。由于难以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这类人口并不能较好地融入城镇经济社会的运行中。与之前在农村生产生活时相比，他们中很多人在综合素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多个方面并无明显的更新和转变。本报告主要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城市融入的困境所在，探讨如何通过提升文化资本来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

一 文化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一）文化资本的内涵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可以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第二种是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而存在；第三种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而存在。^[3]文化资本的积累有几个特点：一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需要采取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来进行；二是这一过程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所以极费时间；三是必须由投资者亲力亲为，无法委托。^[4]

简言之，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在个体身上表现为一种文化能力，体现为语言能力、社交能力、专业技能、文化修养及品位等多方面。具体而言，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方面，体现为个体通过先天继承和后天培养所形成的内化于自身的学识和修养。二是文化商品方面，体现为个体所拥有的书籍、词典等文化物品以及对这些文化物品的解码能力。三是文化认证方面，个体所拥有的由官方合法机构颁发的教育文凭、资格证书、技能认证等。^[5]文化资本越多，文化能力越强，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也越大。

（二）文化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不同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体现在个体的价值观、文化素养、思维模式、教育水平、再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与其职业生涯发展高度相关。文化资本的多寡直接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职业预期、职业竞争力，从而也影响着个体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文化资本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业能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打工动机中积极因素的比例越大，相反，农民所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为生计所迫而消极外出打工；较高的文化资本存量对其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和职业期待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农民工的收入和对打工生活的满意度都与其文化资本呈显著相关性。^[6]此外，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其犯罪还有很大的相关性。《农民工刑事案件研究报告》表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低，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在103名32岁以下的被告农民工中，完整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的不超过29人，只占28.16%。同时，犯罪农民工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在115名犯罪农民工中，25岁以下的占82.61%，并且其中61.74%为18岁以下。^[7]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也发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分析与犯罪研究的调研报告》，2008年、2009年的数据显示，盗窃罪、抢劫罪两类犯罪占当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一半左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分子中，男性、低学历者占较大比重。省高院分析犯罪成因后认为，工作强度高收入低、法制意识淡、福利保障差、受到歧视等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8]因此，研究农民工文化资本状况对于破解其城市融入困境有重要帮助。

二 农民工城市文化资本状况

（一）农民工文化素质处于较低水平

文化素质主要表现为语言能力、文化品位、文化修养等方面。语言能力主要是指听、说、读、写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我国方言众多，受地域方言影响，农民工往往只能听懂普通话，而不能说好普通话，影响他们在城市里的求职、交流和沟通。同时，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读写水平较低，文化素养不够，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或就职于低报酬的服务业，职业发展的空间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