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平等化，女性管理人员、女性知识分子的队伍逐步壮大，知识女性群体大量涌现。然而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影响下，知识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中的角色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同等水平的理解与认可，与之相对的却是社会给知识女性贴上了“孤僻清高”“思想强悍”“行为霸道”等形象扭曲的标签，使她们成为婚恋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高学历变成了她们的婚恋障碍。如果这种偏见得不到扭转，必然会加剧“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社会刻板印象，不利于男女平等关系的建立与女性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

与此同时，二胎政策的启动，使得生育又成为一个广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劳动力资源萎缩、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独生子女身心健康成长问题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端，并呼吁调整生育政策。随着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双独”“单独”夫妻比例呈上升趋势，不少家庭将拥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机会。态度与观点往往可以预测行为。那么，有关影响知识女性生育二胎意愿的研究则非常有必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杭州市教育系统、卫生系统、行政机关、科研院所、传媒等行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研究方法，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对知识女性婚恋观、生育观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二 目前国内女性婚恋观、生育观现状

社会转型直接影响着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性别制度，改变着传统的两性关系，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是近代女性与传统女性相区别的标志^[1]。当今社会把对人的关注提到了重要位置，人的存在、人的权利受到尊重，“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制度受到严峻挑战。女性角色从单一性向多元化发展，女性权利部分得到社会认可，女性的生存状态得到改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家庭关系发生了逆向转化。人们的择偶标准已由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少等外部条件逐步转变为彼此的感情、学识等内在素质。同时，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也逐渐被抛弃。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男女在职业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英、法等西方国家独身之风日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年轻女性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独身人数也逐年增加，并明显多于男性，其中大部分是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女性独身者认为，做人并非专为生育，人的一生应该以事业为重，与其留子女，不如留事业。

在婚姻问题上，知识女性也出现了失婚，但其失婚的原因完全不同于男性。传统择偶模式使身处社会金字塔中上层的知识女性在婚恋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加之知识女性对自身、婚恋对象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认知偏差，使其婚恋选择空间缩小，加大了婚恋成功的难度。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知识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知识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再加上社会环境及男性传统的择偶观念，使知识女性在婚恋选择中处于尴尬的境地。更为严重的障碍则来自知识女性自身在婚恋问题上的社会认知偏差，如对爱情、婚姻的理想主义与完美主义。

与婚恋观密切相关的是性观念。在西方性自由观念、家庭教育缺失、社会的宽容程度、传媒的负面影响、生活条件等因素诱发下，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社会接纳度越来越高，这已经成为诱发婚后外遇的主要社会问题。有研究发现，月消费是影响大学男生婚前性行为态度的主要因素^[2]。影响大学男生婚前性行为的因素还有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对多性伴的态度。多数大学男生对婚前性行为持支持态度。家庭、学校、社会应加强对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和积极引导。有研究指出，目前大学生婚前性行为虽然还不普遍，但性态度已开始发生变化，应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教育^[3]。调查显示，对于男人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发挥作用最显著的是他们的职业等级，职业等级越高的男人就越开放、自由；阶层越低，婚前性行为就越少^[4]。中国体力劳动阶层的男人更多地遵守所谓“婚前贞操”的性道德，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性生活以及跟什么样的女性进行性生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