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际城市发展面临的格局异常复杂。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美欧等国贸易保护加剧、以不同形式几乎横扫全球的社会对立及社会动荡等都预示着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二次探底。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之下，希望何在？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城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明确为美国经济开出药方：美国经济基本依靠20个大都市的表现。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人居署共同发布报告^[1]将亚洲持续发展的未来押宝于城市化。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则公布了“全球城市600”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全球经济实际上依靠将近600个城市的表现。^[2]简而言之，城市兴则世界兴。

然而，此番以城市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并非易如反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城市实际上是最大的受伤者，而且几乎是哪个城市的开放度和国际化越高，哪个城市遭受的打击就越大，以至于全球性的标杆城市纽约、伦敦不仅遭受了最大的经济创伤，而且已然发生严重的社会对立乃至骚乱。因此，国际城市必须首先浴火重生，彻底再造本身的经济结构、社会基础、文化根基等，方能担当起带动世界经济的引擎角色。在此意义上，我们提出“国际城市2.0版”的理念。

对于成熟国际城市而言，2.0版的核心考虑是对于所谓“世界城市假设”的彻底再思考，是对于城市经济实体化的谋划。随着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的传播，成熟国际城市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城市经济，以及空间、劳动力、社会保障向服务经济形态的转换。即使是以制造业产品闻名于世的城市，诸如慕尼黑、东京等，其城市经济体系也已基本上以服务业为主导。上述两个城市2009年的制造业（含建筑业）就业人口占比分别只有22.4%和18.7%。世界城市理论的传播使得城市的领导者进一步相信商业服务业是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于是制造业被一概“驱逐”出城市，城市的产业异质性显著下降，许多主要城市（比如伦敦、纽约、芝加哥）已日益成为单一产业经济，仅由几种商业服务业主导。其结果是在本轮从金融业发端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这些早已完成服务经济转型的成熟城市往往成为受冲击最为显著的受害者。这也引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正如有识之士（David Simon，1993）在世界城市研究热潮的初期就指出的：“单纯靠发展某一个单项的全球功能，并不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充分条件。”大量实践支持这样的共识，即只有通过城市各方面的完整功能的设计和综合实力的培育，方能给予世界城市地位可靠的支撑。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当今世界的竞争正从资本竞争进入创新竞争阶段，各国不约而同地谋求通过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形成新的增长驱动力，全面走出危机阴影。全球城市范围的大洗牌也正在酝酿，一批高端枢纽城市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至今难言完全重振；而一批以创新见长的城市则脱颖而出并具备了引领发展的能力，一方面在现实中撼动了原来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也在理论上丰富了关于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认识。世界城市的竞争正从原来以争夺经济流量枢纽功能为取向，转向将创新创意作为同样重要的高端功能予以重视，并开展新一轮的竞争。早在21世纪初，《连线》（WIRE）杂志就提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Global Hub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概念，并通过咨询政府、企业界、媒体等人士评出硅谷、波士顿等46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研究得到了世界银行专家的认可，并在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进一步深化为“技术成长中心”（Technology Growth Hubs）的概念，同时还有一些类似的研究展开。^[3]更全面的世界城市功能框架认识是，应该警惕单纯偏重金融保险等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功能的局限性，拓宽全球生产网络、研发创新、文化创意等新的因素。世界城市应该比较均衡地发展高级服务业与先进研发制造业，既承担经济活动节点功能又是卓越中心所在。正是在这一反思之下，“再工业化”（Re-industrilization）、经济“实体化”成为成熟城市在当前发展的新口号。

对于崛起中的城市而言，城市发展已基本完成了依照国际通行标准建设城市框架和配置城市功能的所谓“国际城市1.0版”。其基本标志是：在功能空间上包括设立中央商务区、大型住宅社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轨道系统等；在建筑单元上包括开发高星级酒店、国际连锁超市、大型综合商城、会展中心、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