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城市网络的等级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网络内部结构中，相关城市节点的构成、城市群体的区域属性也相应进行了调整。这一系列变化背后，反映出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力量的重新布局与区域性流向。包括著名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简称GaWC）研究群体、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在内的全球重要学术研究、咨询机构发表的最新城市排名，发现了世界城市在等级体系、区域个体、专业排名等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 世界城市网络等级结构从“金字塔形”

向“钟形”变化 伴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演进，高等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成为世界城市化的突出现象。根据联合国人居项目学者2008年的统计，全球最大的40个巨型城市区域（mega-regions）以世界18%的人口，承载了66%的经济活动与约85%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世界前25位的城市个体，共拥有超过全球50%的财富（John Vidal，2010）。这些高等级城市通过相互间的要素联系与紧密互动，构建出了以世界城市为节点的网络体系。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在整体影响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网络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出世界城市个体间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世界经济体系中区域力量对比的演进。

1. 世界城市网络结构的“钟形”发展趋势

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在整体影响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网络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的成员个体增加；其二，中等层级的世界城市数量增加。这种变化趋势使世界城市网络中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逐渐向以中、低等级城市个体为主的“钟形”结构发展。在中等层级世界城市数量增长、实力提升的同时，高等级世界城市的数量与实力仍然稳定地得到了保持。

这种世界城市网络层级结构中的新变化态势，已引起众多城市学者的关注。在世界城市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群体，于2000年与2008年分别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等级结构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分别对全球300余个城市的高端服务型等企业进行了连接度分析，从中选取132个连接度较高的样本城市进行系统数量分析，从中计算出城市网络的连接度指数。

GaWC团队两次世界城市网络连接度的研究结果的对比分析显示，连接度最高的前6个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始终位列第一层级，其差别仅体现在排位次序方面。而位于第7～20位的第二阵容的城市个体则呈现较为显著的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的连接度指数排名中，第7～20位的城市的连接度指数基本处于55～70这一区间，绝大部分在60～70，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数据差异基本在1以内，上海与米兰之间的差异甚至仅有0.01。而2000年的数值中，第7～20位的城市的连接度指数的差异范围在47～61，但各城市之间的指数差距相对较大，特别是第15～20位，出现较大的数据差异（见表1）。

表1 GaWC世界城市排名变化（2000～2008年）

在连接度指数矩阵中，相关指数以首位城市为标准值100，其他城市指数反映出与标准值之间的对比关系。相关排名与指数的变化明显地反映出，相对于2000年，2008年排第7～20位的第二集团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作用明显加强，与第一集团城市的差距明显缩小。同时，相关学者对所有样本城市数据的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城市网络的城市连接度指数平均升高了0.2～0.22。2008年，连接度指数超过20的城市从110个上升到125个。从总体上看，307个城市之中，有179个城市的连接度指数上升（Ben Derudder，Peter Taylor，Pengfei Ni，2010）。不难看出，由于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快速发展，中等层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已开始发挥支撑性作用。

2. 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变化的动因

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由“金字塔形”向“钟形”的变化肇始于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增强，大量新兴节点城市不断被整合到以全球生产链为核心的网络体系中。这些崛起中的城市新生力量一方面与高等级的世界城市进行纵向要素交流，同时，更加频繁地与同层级的世界城市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社会、政治互动。此外，此类城市还对区域内的次中心城市产生辐射带动效应，使周边城市也逐渐融入世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