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31日，地球上第70亿^[1]个人出生。2012年，人类将历史性地生活在一个拥有70亿人口的地球上。回望世纪之交的1999年，当年世界第60个人出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地球人口增加了整整10亿人！根据预测（UNDESA，2011），到2050年地球人口还将持续增长到93亿人，到21世纪末超过100亿人。这完全是由于全球生活质量的改善所赐。在过去的60年间，全球妇女生育率下降了1倍还多，同时，预期寿命从48岁增长到了68岁，婴儿死亡率从133‰降到了46‰。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安置更多的人口？

一 城市化：全球出路

在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期间，曾经有过关于世博主题的小议论。认为中文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没有准确表达英文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意蕴，难道乡村就不能让生活更美好？难道城市化就是唯一出路？这些疑虑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城市与乡村这两类人类居住方式在地球人口和谋求全球发展中的作用。

当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相继成为世人的关注焦点时，乡村生活方式被认为更接近自然而重受青睐。即使很多人事实上无法选择乡村生活，但仍心向往之。而由人造的钢筋水泥筑造的城市则多受诟病。那么，在谋求人类与自然母亲的和谐共生方面，到底应当归去何方？答案实际上早已确定——城市化。

乡居生活并非不好，西方社会有种讲法，“富人是住在林子里的”，但是以今天的全球人口，地球母亲已然负担不起这份奢侈。人类只有选择更为高效利用各类资源的居住方式，才能避免崩盘。相对于乡村，城市意味着人类的高度集聚形成规模，使得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的大量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能够达到投入使用的最低门槛规模。因此，即使是在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意义上，城市化仍是唯一的出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命题成立。

作为人类在居所方面仅有的两种选择，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已然不完全可以引申为生产方式的差异，今天人类居住在乡村并不必然从事农业；同样，也不完全可以引申为发展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城乡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基本趋同。城乡的差异，主要在于空间上的人口集聚程度。因此，国际公认的城乡空间界定方式就是依据单位地域范围内的人口密度。

当讨论保护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在资源有限、人口更多的情况下，绝对减少或相对减缓对地球母亲的索取。以降低生活品质为代价回到自然状态，当然不是可取的方式。唯一出路就是控制“进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把“出口”——减少对环境的排放。设想一下两种情景：一是将人类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全球，叫做乡村；二是把人类相对集中地分布在若干点，叫做城市。哪种情景下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哪种情景下创新绿色技术的应用更具市场可行性？这道选择题估计谁都能做。

城市化除了通过集聚效应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外，还有其他效应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正面效应，诸如城市中妇女地位更独立、受教育更多，还是负面效应，诸如城市竞争压力更大、生育成本更高，总之，导致了城市相较乡村远低的妇女生育率。于是城市生活在人口总量意义上，为遏制人口增长、减少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方面作出了贡献。

当然城市化还有诸多纯粹的负面效应，而且往往同样源自于集聚、过分的集聚。比如为所有城市人痛恨的交通拥堵、空间狭小拥挤、空气乃至整体环境质量低下。但显然，这不是不可解决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就是希望解决这一层次的问题。

总之，是到了为城市化正名的时候了。城市化本身并不导致环境压力，造成环境压力的是人类。只要人类规模持续扩张（事实上，未来40年全球人口还将增加22亿），且人类的发展方式不予以改变，环境压力就不会减轻。而城市化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生产和文化方式，提供了如下的可能性：人口增长得以自愿而非强制的控制；人类发展方式得以加速转变。

二 亚洲：引领全球城市化

亚洲目前是全球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城市化率为41.7%，仅高于非洲），同时又是（在过去20年间）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过去20年间（1990～2009年），亚洲新增城市人口是美国和欧盟总人口的总和；未来10年（到2020年），亚洲还将有4.5亿的新增城市人口。

全球城市人口比率跨越了50%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