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的持续增长直接推动本地区成为全球城市化发展的领跑者，但与此同时，城市化涉及的诸多问题也在持续积聚。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持续发酵，促使许多城市问题浮出水面。以新思维创新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塑造新的发展哲学，成为亚太地区城市实践者的共同呼声。美国智库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发布了《动荡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化发展政策：亚洲-太平洋-美国城市对话》，重点探讨后危机背景下，亚洲与美国城市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关键挑战及政策选择。报告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亚太区域巨大的人口转移趋势将在城市人口组织各个方面形成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引导各方对城市规划的战略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基于相关观点进行拓展分析。

一 亚洲城市发展的新背景

当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管理者普遍面临应对城市规划和发展挑战的空前艰巨任务。这种变化在亚洲城市中的发展最为明显。在过去10年中，亚洲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78亿，这种城市区域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当前亦毫无衰退的迹象，需要不断增长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提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水平。因此，必须对基于20世纪城市发展实践形成的城市规划战略予以调整和改变。同时在区域层面，由于行政区域并不能完全定义城市区域范围，因此对于区域发展的管理同样需要新的区域规划方法。

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仍会不断产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也会不断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这些都会不断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且通常会产生各种预想不到的结果。因此，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必须成为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实施某项创新性计划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波动。同时，计划实施应该是多重角色共同参与，包括政府、私人利益部门以及社区组织等。

由于贫困、城市移民、贫民窟人数增长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大部分亚洲城市面临较大发展压力。受益于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亚洲城市冲击相对较弱，同时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亚洲的城市与区域更早实现了复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张，给区域的发展带来大量挑战，包括城市管理、政策、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发展等多方面亟须创新。

此外，城市区域概念必须重新定义，肯定不能再用过去西方传统的一个城市核心、郊区以及农村区域共同组成的一个离散的空间概念，这会造成城市、郊区及农村区域发展的隔离和政策的差异。必须重新认识城市发展的政策，即从排他主义转变为在形式和实践上都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政策。

排他性与包容性的对立包含着“政府主导——推动发展”的哲学，印度和中国经济特区城市治理的案例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这些特区具有优惠的税收激励，基于公共—私人伙伴关系而存在，鼓励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但必须认识到，这些地方的发展都存在重大问题，特别是在涉及这样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是谁的城市？谁作出决定？发展整体规划是什么？

二 亚太地区城市发展的新问题

1. 经济的不确定性

目前的城市管理者面对的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形势，同时还面临着其他不确定性，包括全球变暖、洪水灾害、大规模移民等。

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显示了东西方经济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同时显现出亚洲和美国城市在基于各自经济现状基础上的不同发展道路。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城市在短期内的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并陷入低迷期。例如，城市建设特别是私人部门基础设施计划大规模收缩，导致很多工人被迫回到他们农村的家中。在一些案例中，这种反向移民已经成为中小城市新的成长模式中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城市很快又面临特大城市同样存在的管理难题。

2. 城市管理策略

为了更好地处理经济不确定性问题，城市管理者必须推行更好的城市管理策略。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围绕一个共享体系推动市区内部合作，比如卫生设施需求和自来水的供应都需要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在一些案例中，政府和管理者往往不能或者不适宜参与管理，这样地方社区组织可能会承担起管理的责任。例如在印度，贫民窟居民自己收集调查数据来向城市管理者证明该地方需要增加公共服务投资。甚至在中国某些较为落后的地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