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什么？根据米佐维立和何费南（Misturelli and Heffman）的分析，有关贫困定义的话语从20世纪70年代到千禧年的演变，大概可以总结为几个类型^[1]。

（1）贫困表象话语的变化：从人类生存的经济和物质情况（衣食住行、水、营养健康以及贫困线、低收入、失业等）的单一维度逐步扩大到多维度的贫困状态。在生存和经济维度外，心理层面也涵盖缺乏自尊、退缩、悲观、绝望、社会尊严以及社会生活和社区参与等重要的指标。制度贫困的维度则关注贫困者缺乏获得基本社会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政治权利维度则关注个人缺乏社区参与、个人发声以及政治参与等指标。

（2）贫困因果话语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贫困的多维度概念逐步取得共识，到了80年代，贫困的话语在多维度概念的基础上寻找贫困的背后成因。譬如学术和政策研究关注控制资源权力的改变与贫困的关系，个人和社区由于缺乏或被剥夺了控制资本、土地、教育、生产工具以及健康的权利，成为制造贫困的重要原因。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拥有与使用关系、阶级、性别、少数民族、社区以及国家间构成的权力关系成为80年代关注的制造贫困的结构性因素。

（3）贫困的制度性因素与国家责任话语：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多维度贫困和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基础上，贫困的分析逐步走向更详细的类型制度分析，特别针对由于制度的系统性失败所造成的贫困。贫困人群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们贫困，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洁净用水或医疗服务。贫困开始被看成不是不能避免的处境，而是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找到背后的制度和政治成因的。贫困亦从被认为是贫困人群的“发展”的不足，逐步转变为是制度的失败和国家政府的缺位。

（4）分人群、贫困民众声音和发展目标的话语：进入千禧年，贫困的话语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流派。第一个深受参与式范式的影响，以抗衡专家、政府和多边合作机构对贫困话语的垄断。这种范式强调贫困者的声音和分人群的主观定义在界定他/她们的贫困处境上的重要性。其影响可以世界银行作为国际发展合作重要一员，采纳“贫困者的声音”（Voices of the Poor）成为反映世界贫困状态的重要工具和指标而得到显示。第二个流派强调解决多维度贫困的目标指标。这个流派认为多维度贫困的成因以及其制度解决方法过于复杂，不一定拘泥于从制度性根源上解决贫困，反而通过辨认各群体的贫困状态和发展目标以制定具体的政策方案。联合国推动的千禧年发展目标计划（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Campaign）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一趋势。只要国际和国家在具体的脱贫人口数、教育、社会性别、环境、国际合作等重要的发展目标的指标上达标，就是重要的扶贫发展。

国际上有关贫困和扶贫的话语从定义贫困的多维度、贫困的结构性原因、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和政府责任，以及分人群贫困者的主观定义和宏观扶贫发展指标等范式的改变，对丰富国内有关贫困和扶贫的讨论都很有参考价值。从扶贫政策的实践意义而言，强调对贫困者的分类超越了简单的宏观结构和制度性分析，重新聚焦在特定人群的贫困处境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公共政策在协助贫困人群摆脱和改变其贫困处境与制度因素方面的角色及作用。

本书采取类似的思路，认为当前对贫困和扶贫的分析需要突破笼统的贫困定义和粗放的开发式扶贫的策略，各章基本认同新扶贫规划中的“大扶贫”理念，即拓展狭窄的扶贫策略。“大扶贫”需要在各贫困群体的贫困定义、制度性因素、社会保障和发展权利等公共政策、多部门联动机制和公众参与平台等方面拓展理论和实践。

首先，大扶贫视角下的贫困多维定义视角和致贫制度。各个群体贫困者所面临的“贫困”的定义和处境的差异巨大。少数民族贫困者面对的不仅是生活标准和水平比主流社会低下，更是因文化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受到漠视甚至是歧视。在社会性别视角中，女性贫困者面对的不仅是生活水平、教育、医疗、就业机会和生计模式上比男性低下，而且面临由于社会性别不平等导致的现象。艾滋病感染者和不同类型的残疾人不仅在生活上面对生存、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严重不足，也由于缺乏相应的服务和制度保障，被剥夺了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面临社会歧视。流动人口的贫困者受到市场失效和城乡二元制度不平等带来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