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艾滋病作为一种恶性传播性疾病，不仅是一个生理或医学问题，还是一个备受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仅简单地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1]目前，艾滋病流行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难题之一。随着艾滋病的迅速传播和蔓延，流行区域不断扩大，疫情呈现“高危人群”与“一般人群”相互传播的特征^[2]。由艾滋病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如贫困问题、艾滋病孤儿问题、敌视或仇视社会的问题等日渐凸显。这些问题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现实中，艾滋病与贫困两种社会问题经常交织在一起。在中国，贫困曾是艾滋病疫情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发达国家，高危行为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原因，至于说高危行为的发生与贫困有无关系，要进行具体分析，如卖淫嫖娼行为与贫困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不管如何，艾滋病人群贫困化是全球共同的特征，尽管表现程度不同。为了表述方便，笔者将以“国家—社会”为理论视角，将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现状、原因及问题，减贫与社会保障等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话语下论述。

艾滋病是一种长波疾病。第一波是病毒的感染，第二波是发病与死亡，第三波是对家庭的打击，第四波是社区和国家的危机（景军，2006：122）。艾滋病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已有国际性共识，即其对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具有负面影响。结合景军的观点与国际共识，可以得出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个人与家庭的影响方面，其次是对社区或更大范围区域（部门）经济的影响，最后才是对整个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艾滋病人群贫困现象的蔓延类似于艾滋病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社会而逐渐“传染”的。针对艾滋病人群贫困问题的策略性反击行为，也是由个体（家庭）、社区、社会及国家等四个主体^[3]所实施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艾滋病人群包含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判别两者的标准是“发病与否”。艾滋病对艾滋病人群及其家庭、所在社区及国家的经济影响随着艾滋病症状的增多而增强，原因在于症状的严重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治疗成本。在事实层面，艾滋病治疗成本与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治疗态度密切相关：在没有社会资助的情况下，越是积极治疗，成本就越高，短期内带来的经济影响就越大，同时患者的各项权利与社会支持需求就越全面。反之，在成本降低的情况下，短期内对个体的经济的影响会减小，但会加剧患者生命的衰竭，“长期后果”严重。所以，在个体层面，艾滋病人群的贫困问题的表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本章的论述只能在一般意义上展开。

基于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围绕以下思路来论述。

第一，事实—想象。目前，全球艾滋病疫情趋于稳定，恶化势头得到控制。艾滋病致贫化这一现象在个体、家庭层面很严重，但艾滋病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一般不大，尤其对全球经济并无太大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上，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南美洲等疫情严重地区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在其余国家（包括中国），艾滋病并未对国家宏观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艾滋病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建立在个别国家、社会事实基础上的一种现象。与其说对艾滋病人群贫困问题及其影响的忧虑源于惨痛的事实，倒不如说源于对未来的一种想象。针对艾滋病人群贫困问题所采取的各种减贫措施和社会保障政策，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更多是建构一种阻断“艾滋病—经济”互致以及恶性循环的社会屏障，以求达到美好未来的“及时手段”。

第二，内嵌—外在。无论艾滋病人群贫困问题的原因还是减贫措施和社会保障政策，都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嵌于原有结构或制度之中，另一种是独立的、处于原有结构或制度之外。对于一定国家来说，贫困问题原本就存在，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加剧了艾滋病的蔓延，而艾滋病人群感染后生活成本的增加使得贫困严重化。比如说在非洲、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贫困就是一种结构性贫困。而在发达国家，这种贫困则是一种非集中的群体性贫困，是原来的社会中所没有的。同时，各国的减贫政策、措施及社会保障体系也可分为内嵌于原有机制和独立于既有机制两种。因此，采用“内嵌—外在”思路的目的是要反思两种截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