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数民族与贫困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族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国家民委公布的《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显示，民族自治地方绝对贫困及低收入人口占全国同口径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478.8万人）的比重为52.3%，比2006年（44.1%）上升8.2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比全国（1.6%）高4.8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全国低收入人口（2840.7万人）的比重为52.1%，比2006年（44.7%）上升7.4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3.0%）高9.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占全国（4319.5万人）的比重为52.2%，比2006年（44.5%）上升7.7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4.6%）高14个百分点，比2006年同口径数据（12.9个百分点）高出1.1个百分点。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上，人们一般都会将注意力放到“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上。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在10万人以下，总人口在63万人以下的少数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称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贫困问题仍较突出。^[1]

由以上统计数字，一般都会得出如下结论：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何谓贫困？

二 “贫困”定义及其论争

如何定义贫困本身就存在争议。上文出现的众多数据就是在一个标准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国的绝对贫困标准。绝对贫困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维持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许飞琼，2001）。2010年我国实行的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此前一年为1196元，2008年标准则为785元。贫困线的逐步提高反映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变化。提高贫困线以及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估算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2]有人指出：我国的贫困线是单一的贫困线，不考虑地区差异以及物价变动等因素。因此它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为一些学者所质疑。^[3]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对贫困标准线的测定作了专门的研究，给出了更为细致和更具动态的测算标准。^[4]总之，在贫困线的基础上，人们就可以进行各种统计计算和分类，比如先确定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然后考虑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就可以定义“贫困地区”；又或者考虑贫困人口的阶层分布，就可以确定贫困结构；等等（刘文璞，2001）。

贫困线是一个国家为了量化统计方便而设的经济性指标，仅以之来定义贫困则过于简化和狭窄。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也有学者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定性地定义贫困。这时定义贫困其实往往也就是在进行贫困的成因分析或贫困类型的分类。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出发来界定贫困，给出了非常多的贫困定义与分类。比如贫困的原因有收入贫困、知识贫困、人文贫困、文化贫困、人类贫困、权利贫困、健康贫困、风险贫困、素质贫困、能力贫困、资源贫困、生态贫困等；贫困的类型有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群众贫困、个体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等等（郭鹏、余小方、程飞，2006；沈红，2007）。学者们在分析贫困问题时，一般都会采取综合的视角，但对以上这些原因会有不同的侧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几年前就有学者认为，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学界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从资源贫困观向文化贫困观再向能力贫困观的转变（温晓琼、周亚雄，2005）。

国内学界单独针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进行的讨论比较少，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一般被统归到农村扶贫中。而这些讨论中，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贫困研究，通常都是从定义贫困开始，然后进行贫困成因分析或类型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根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要同“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比较关注的是“权利贫困”问题。此外，在本书中，一些作者采用的是阿玛蒂亚·森的贫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