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加速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到了90年代，我国城乡流动人口群体的数量快速增长。目前中国约有2亿外出流动人口，21世纪以来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每年以600万～800万人的速度递增（雒庆举，2010）。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为全球所瞩目，但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奇迹”是如何实现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晚进入的中国在面临资本匮乏及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等历史条件制约的情况下，策略性地选择了依赖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30多年来，外来务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资源，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劳动力资源，农民工群体扛起了中国向大国迈进和社会发展的重担。

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农民工处于极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他们被给予了工作的机会，却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及Iphone“毒苹果”事件体现了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窘境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境与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打工群体对于基本生活的需求、对于价值和发展的诉求愈来愈强烈，要求国家/社会必须和打工群体一起完成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和市民的社会变革。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而大规模、跨地域的城乡流动，形成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民工潮”现象。这一现象不仅使得国内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各自的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吸引了海外及国外学者的关注及研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说是汗牛充栋。

一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徙的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际学术界在寻求人口迁徙及农民外出就业的原因方面，曾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有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等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以及托达罗提出的人口迁移模型理论。这些理论成为学术界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典范以及理论基础，同时也对研究及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徙这一现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影响

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托达罗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及原因的解释与政策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蔡昉，1990，2000，2008；陈吉元、胡必亮，1994）。1995年以后，中国由于城市下岗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之间的就业矛盾。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仅仅依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不能根本解决；同时认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才能根本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其观点由于切中我国的城乡就业问题，一度受到关注与重视（孙正林、张淑芬，2004；李瑞，2009；周天勇，2001）。2004年，我国劳动力市场首度出现民工荒，中国劳动力供给是否出现重大转折，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在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争辩的双方无论观点是否相左，仍然是围绕在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周围（樊纲，2010；蔡昉，2008）。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主要论点“劳动无限供给”（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是基于他“刻画了一个有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社会”。传统部门存在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呈现为“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边际产出很低”的特征。在这个模型的第一阶段，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但农业产出并无明显下降。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且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为止。

他的二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