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被公认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由于拥有中国两大直辖市，京津冀地区在引领我国经济增长中将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并提出7点具体要求，自此京津冀一体化迈入“快车道”。新形势下，京津冀三地各界都对协同发展给予前所未有的厚望，并积极投身于一体化当中。但实践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促成各种协议达成和多方效益取得的同时，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不知己不知彼。在产业转移与承接过程中，京津冀三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既不知自己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自己需要什么、朝何处去，又不知对方的“三有”，即不知道对方有哪些产业要转移，对方对自己有何需求，自己又能为对方做些什么。二是京津冀及三地的顶层设计姗姗来迟，地方频繁出台各种规划，形成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格局，令中央权威和地方政府公信力受损。三是各地纷纷“跑部进京”，为争抢项目相互压低“出价”，既伤害当地整体福利和长远发展，又不利于企业“落地”后的接续发展，以致又回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园区开发的老路上，承接不该承接的产业，偏离当初的正确“定位”，造成新一轮的产业不合理空间布局。四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不彻底、“不接地气”，疏解人口的主观愿望多于产业转移，优质功能和服务并没有足够延伸和辐射到产业地，结果是人口迁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和对接自然也不会有大的改善。五是希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很短时间内有较大突破，急于求成，不分重点，全面出击。很多地方出现造城热潮，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区域协同发展应该在30年左右的跨度内实现，片面追求速度，结果过犹不及。六是目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协同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政令推行，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认识还不足，其背后深层原因既有体制机制因素，也有惯性思维影响，更有执政能力方面的问题。

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进协同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和战略任务。实现区域一体化战略目标必须明确各地区“战略定位”并形成形态优良的“空间格局”，顶层设计责无旁贷地成为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只有在京津冀内部各地区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并有效开展区域合作的前提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及重大使命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

1.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是京津冀三地多方位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京津冀一体化由来已久，三地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土整治规划中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思路，并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回顾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关系发展脉络，依据京津冀三地商品价格标准差波动情况及三地协同发展政策规划，大致可将协同发展划分为“起步期”、“徘徊期”、“规划期”和目前的“战略协同期”4个阶段（见图1）。

图1 京津冀协同发展阶段划分

（1）第一阶段为协同发展起步期（1981～1989年）

这一时期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开端。在这一阶段，协同发展局限于物资合作，三大区域组织在协同发展中发挥着组织者的角色。

①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1981年10月，由于物资短缺以及区域封闭等原因，华北地区首先决定打破地区之间的分割，成立中国范围内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该协作会通过高层会商等方式促进地区间的物资协调，指导企业之间逐步开展横向的经济联合活动。

②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发起成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共有15个城市的市政府领导人参加，每年举办一次，由15个城市轮流主持。当时环渤海各城市之间的合作主要是物资串换和经济协作，各种类型的合作均处于起步阶段。

③环京津经济协作区。该协作区于1988年由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地市组建而成，定位为“北京市、河北省政府指导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开放式、网络型的区域组织”，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