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城市由于经济、社会和交通、文化等优势，一直是移动人口的流入地，人口规模的扩大既为城市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同时又是引发大城市病的主要症结。莫斯科、巴黎、纽约、东京和首尔等国际性都市都曾在城市发展过程的特定阶段采用过行政或市场等手段对城市人口规模加以调控，以缓解人口规模扩大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压力。与此相反，在拉美、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由于未能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口大量聚集采取合适的调控方法或调控失误，导致这些地方的城市出现人口规模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城市贫困等大城市病，降低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吸引力。因此，在国际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人口规模过快扩张采取积极的行政或市场化调控手段积极应对，更有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也更有利于缓解城市人口规模增长过大可能产生的大城市病。

一 国际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张的阶段性过程

1. 国际城市阶段性发展导致人口规模扩大的阶段性发展

国际大城市在发展史上都有人口快速增长的经历。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城市，其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大都发生在过去的100年中。至今，有些城市的人口仍保持着快速的增长趋势，也有部分城市已经进入人口收缩阶段，而有些城市出现人口收缩阶段后，通过调整，又逐步开始回升，出现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可以将国际城市人口的发展历程分为三种类型：持续增长型、阶段收缩型、再扩张型。

持续增长型也就是成长型城市，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2004年底，台北人口已激增到262万人，是1946年的近10倍。随着战后城市化的推动，曼谷人口已经从1958年的160万人增长到目前的近700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则达近1000万人。孟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人口以每10年100万的数量在增长，2008年达1400万人，包括邻近郊区的孟买大都会区（MMR），则人口约为2500万人。从1940年到2000年，墨西哥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了近10倍，而墨西哥城的人口也增长了5倍。

阶段收缩型和再扩张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在20世纪中叶达到人口的峰值，此后进入一定的收缩期。到20世纪末，通过旧城重整、城市复兴，方才遏止了人口的流失。比如伦敦，1900年，伦敦人口为200万，1960年代时总人口近800多万，随后30多年，伦敦的总人口数呈下降趋势，1995年达686万。到20世纪末，伦敦的人口开始回升，增幅为4.6%，超过全英国1.5%的增幅。到2001年达到718.8万人，预计到2016年将再增加70万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外伦敦人口基本保持不变，而内伦敦13个城区总人口则有较大变化，从1961年的348.1万减少到1991年的159.9万，之后有些回升。

2. 人口机械增长是城市总人口增长的决定性动力

城市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共性之处是自然增长极为有限，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机械增长的规模则相当可观，其来源有国内移民，也有国际移民，同时，长期居留和短期逗留者数量也呈显著增加趋势。总体上，机械增长决定了城市人口的增减总格局，进而决定了城市整体发展的节奏。比如2000年纽约的800多万人口中有510万是本地人口，290万是外来移民，外来移民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28%增长到2000年的36%。再比如香港的自然增长率仅为2.7%，主要靠移民净流入保持了1999～2004年年均0.8%的人口增长率。新加坡能获得20世纪90年代2.8%的人口增长率，成为独立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相当程度上是靠非居民9.3%的增长率。伦敦自20世纪90年代从国际人口迁入和迁出持平转向人口迁入快速增长，整个20世纪90年代净迁入人口超过了20万，2000～2001年度人口迁入规模达到最大，净迁入人口为6.66万。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主要以国内移民为主。

3. 国际城市人口年龄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变化

年龄结构体现了城市的活力，国际城市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总抚养比居高不下。人口构成中中年人口所占比例适中，反映城市人口结构比良好；未成年人和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过大反映一个社会年龄结构失衡。中年人口维持在适当规模，可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一方面可以避免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可保证社会具有稳定的后续劳动力供给。多数城市的工作年龄人口都占到60%以上，多数东亚城市更是达到70%以上（见表1）。从各国城市人口年龄构成可以看出，以老年人口比重为例，城市老龄人口所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