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的问题与假设

在第六章里，我们对2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模式、特征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20年来的收入差距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呈现两极化的演变态势以及轻度的U形变动模式；同时，按照库兹涅茨假说得以有效的条件，对未来可能的变动趋势也进行考察，而且没有得到关于中国收入差距可能按照库兹涅茨假说变化的证据。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变化。本章的任务就是对2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进行考察并做出初步的解释，这一工作既是一个极具实践—政策意义的研究方向，也具有理论意义。因此，这种研究已经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注意力，相关研究文献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可以说，中国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几个研究焦点。

首先，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究竟是缘于市场化改革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周业安发现，市场化发展本身确实会带来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行业之间差距的拉大。市场化进程必然带来不平等，而在转型过程中，在各项制度还不完备的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必然带来不公平。从收入结构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趋势与地区及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内在一致的（周业安，2004）。非国有集体单位劳动报酬增长速度较慢也被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江苏省统计局，2007）。但是，更多的学者相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相反，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缩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市场化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利益相关方权利不平等，都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表现，因而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不合理的根源（李实、罗楚亮，2007a）。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因于政府行为和相关制度的缺陷，而对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差距多持肯定态度（林幼平、张澍，2001；何伟，2007）。

其次，广泛存在的各种灰色收入对中国收入差距及其扩大有什么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一直广泛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它已经对社会情绪或心态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学术界也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些学者想要通过把差距完全归咎于这种具有非法性或不正常性的收入分配形式，来反驳市场化扩大差距的论题（陈宗胜、周云波，2001；王小鲁，2007）。灰色收入本身具有隐蔽性，对其进行量化研究有很大难度，因而学术性的研究并不多见。我们的调查没有涉及识别灰色收入，因此本章不打算探讨这个问题。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已经发现的不涉及灰色收入的收入差距已经足够大，如果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则中国的收入差距将会更大（李培林等，2008）。

再次，更多研究集中于探讨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些研究多半也有一个目的，即把中国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差距。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种种不一致之处。一些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例如，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的计算表明，城乡间差距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53.36%下降到1995年的49.51%，城乡内部差距的贡献之和从46.64%上升到50.49%。王洪亮、徐翔（2006）的分析结果也表明，1978～2002年，城乡间差距的贡献相当大（2002年为63.66%），但呈下降趋势。然而，李实、罗楚亮（2007b）基于住户调查数据进行泰尔指数分析的结果则是，1988～2002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上升的，即从38%提高到43%。王红涛（2009）对1990～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显示，城乡间差距的贡献从42.86%上升到了56.12%。万广华（2006）甚至认为，截至2002年，中国总体差距的70%～80%要由城乡间差距来解释。关于区域差距的影响，综观已有研究，总的来看是相对较小的，但不同研究也有不同结果。例如，李实等人的研究显示，1988年，三大地区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合计达到92.5%，地区间差距贡献了7.5%；到1995年，这两个贡献率变为90.7%、9.3%，这似乎表明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是上升的（李实、张平、魏众、仲济根等，2000）。而万广华（2006）对1987～2002年中国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是，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可达到20%～30%。而我们基于200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区域间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