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和已有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伴随产生：一个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明显的界标；另一个现象是教育越来越普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7年的9.1%上升到2007年的23%，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同时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而教育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现代社会促进社会平等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多种因素影响下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抵消了教育普及的平等化效应；二是教育机会本身存在不平等问题，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并没有真正发挥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对于后一种解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安德森（C.A.Anderson），基于大量新的调查材料的分析，就提出著名的“安德森悖论”：教育的民主化过程并没有对有利于社会平等的社会流动产生促进作用，而在此之前，各种研究结论几乎一致以为，教育的大众化普及会使社会地位的平等化程度提高（Anderson，1961）。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和帕斯隆（J.C.Passeron）则把这个悖论推向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命题，他们在《继承人》和《再生产》两部著作中，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经验材料的分析，提出学校教育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而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他们还认为，教育的不平等也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核心要素（Bourdieu and Passeron，1964，1970）。他们这一对传统现代化思想具有颠覆性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议，也对现代教育社会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外一些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20世纪60～70年代，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是负数，与世界各国的一般经验大相径庭（Whyte，1975，1981；Whyte & Parish，1984；Parish，1984；Davis-Friedmann，1985）。这个结果尽管存在很大的争议，却与改革初期的所谓“脑体倒挂”现象相吻合。赖德胜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1988年和1995年全国收入分配调查资料^[1]，计算出1988～1995年，我国平均教育收益率从3.8%上升到5.73%，改变了改革初期的“脑体倒挂”和“论资排辈”状况，从工龄收益率高于教育收益率转变为教育收益率高于工龄收益率（赖德胜，1999：456～457）。李春玲（2003）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在全国12个省的调查数据，计算出2001年中国教育收益率约为11.8%，如果考虑到制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则教育收益率降低到6%，而且教育收益率并未随工作年限增加而提高。她认为“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消除，对收入差距和教育收益率最重要的制度影响因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刘精明（2006b）分析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在全国28个省市区的调查资料，发现1998年以后高教领域中的教育不平等总体上呈现一种下降趋势，但来自社会阶层背景以及自身社会阶层位置的影响差异，一直明确地存在于1978～2003年间。

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考察的主要问题是，在日益市场化的劳动力竞争中，人力资本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限制，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在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地位的公平？

二 基本数据和变量的说明

本章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8年5～9月，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式，进行的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 2008，CASS）^[2]，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个县（县级市/区/旗）、257个乡（镇/街道）和520个村（居）委会，共成功入户访问了7139位年龄在18～69岁的居民，调查误差小于2%，符合统计推论的科学要求。这次调查以民生为主题，调查内容涉及收入、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态度等诸多方面。

本章使用的几个主要概念包括：人力资本、教育收益率、经济社会地位，以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