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的发生与继续深化，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得以重新形塑。在市场机制日益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某些新产生的阶层，不仅在市场化过程中取得了其应有的经济地位，而且也日渐固化了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序列。虽然市场化、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过程，曾经一度为全社会，亦即为各个社会阶层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机遇，但中国社会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却通过人力资本或教育资本的传承竞争，增加了阶级封闭性特征，并在“初职”就业地位获得和“现职”地位获得中强化了家庭背景的影响。这既与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以“后致性因素”为主获得职业地位的要求相背离，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本文拟通过阶层出身，以及这种出身对教育资本的影响，进而分析人们的职业阶层地位获得，即从“初职”社会地位到“现职”（终职）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上，揭示阶层继承的连带影响，并针对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可能的政策性建议。

一 研究假设、变量与数据介绍

1.研究假设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特点，既束缚了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固化了家庭代际的职业或阶层继承。如果不是因为兵役、劳役抑或灾荒，农民的子女必然要继续做农民。农民的职业技能，只需家庭内部的传承而不需其他专门培训即可胜任。但工业社会打破了家庭为单元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分化了社会的职业结构，在国家和家庭之间组建了企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社会分化的细密化也带来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人们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就必须接受除家庭之外的专门教育与培训。因此，人们的劳动技能和生存方式等教育资本，才日渐彰显其重要性。一个劳动岗位所需要的劳动程度越复杂，胜任该岗位的劳动者所需的教育资本就越高，其需要接受的教育时间就越长，支付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就越高^[1]。

因此，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人们要想取得较高的收入，达致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教育体系积累自己的教育资本。而教育体系，也适应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特点，合法地建构了初级、中级和高等教育等级，以供不同年龄和不同经济能力的家庭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提高自己的阶层地位，或者想使自己的子女提高其阶层地位，就必须参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因此，稀有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具象地表现为各个阶层在代际之间维持或晋升社会地位、巩固或增强权力资源、表现或展示社会声望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当文凭成为就业场所的主要人力资源表征时，是否能够获得更高一级的教育机会，就成为一个人能否就业、在何种场所或单位就业或者获得工资回报的机遇性评估尺度；而这个尺度，还是为政府所支持和保护的合法性、合理性尺度。时下的中国，不管是公务员的招考，还是企事业单位的招聘，都明确写出了需求人员的文凭标准。正因为如此，为自己或者为其子女较多竞争到较高一级的受教育机会，或者拿出较多的经济支持帮助自己或子女在这些竞争性考试中居于优势地位，就成为家庭经济支出决策的重要内容。

也因此，家长的阶层地位、社会网络和货币支付能力，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经济支持，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或争取教育机会，使子女获得合法合理的入学竞争能力（比如参加各种名目的考试、聘请有经验的老师课外辅导、缴纳高昂的赞助将子女转学到重点学校等，这被形象地总结为“掏票子”^[2]）；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为家长的阶层地位和阶层关系网络，为子女创设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资源，使子女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教育收益，这被形象地总结为“批条子”、“找路子”。当然，优势的阶层地位，在更惯常的情况下，还表现为文化的代际传导：毕竟，接受过较多教育的家长，能够以自己之所学，或者直接辅导子女的功课，或者间接启发子女的学业，或者激励子女的志向，使子女之所学直接指向于未来的就业目标。所以，家庭的阶层背景，亦即家庭的阶层出身，尤其是父亲或者母亲的阶层地位，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貌似开放的机遇，实则为很多经济的和政治的门槛所阻隔，故在个人通往未来的道路上，除自身能力、天赋、运气、努力等因素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