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的主要发现

1.消费不振主要受收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因素的影响

研究分析表明，我国居民消费不振主要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居民收入因素的影响，相比较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单位收入，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持续降低，所以一方面存在单位消费浪费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居民消费不振的问题；二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影响，调查发现，在家庭消费中，教育、医疗消费支出表现出较强的刚性，不但对其他消费支出产生了挤压效应，抑制了家庭正常的消费支出，而且增加了家庭大额消费预期和危机感，导致储蓄意愿强烈，影响了居民的即期消费；三是受社会保障不足的影响，养老、医疗和失业的家庭风险，也是居民规避风险的储蓄目的；四是受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调查发现，在存在家庭消费随收入增长而递减的规律下，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结果，是有消费能力的人已经消费饱和，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消费能力。调查结果表明，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基本固定，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实际购买力有限，这些共同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下降。调查还发现，虽然农村家庭对以家电为主的大众耐用消费品消费意愿高于城市，但农村消费受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的局限而处于相对低迷状态。

2.就业要关注非正规就业、第二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和统计监测问题

调查发现，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市场庞大、就业成本低、就业弹性大，非正规就业人群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员的50%左右，但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全日制正规就业，对非正规的灵活就业方式研究和重视不够，监管不够，造成非正规就业门槛过高，劳动争议案件攀升。今后的扩大就业，应当大力促进非正规就业，为自主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

调查还发现，2000年以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了很多不同，他们不仅仅关注收入的增加，更对提高自身及子女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更多期待，农民工随迁子女逐年增加，农民工“返乡不返农”成为重要特点，传统的城乡人口流动理论所揭示的农村劳动力单向一次性或分阶段在城市流动—沉淀模式，或许会在我国特殊国情下，演变为双向的流出—回流—沉淀模式，农民工在城镇流动—定居与农民工回流新模式的结合，将对我国城镇化、非农化的道路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差异主要是受教育水平、技术能力和劳动经验等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待遇，主要是受户籍、单位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提高初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要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着手。近十几年来，我国普通中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但相比较而言，职业教育发展却一度倒退，规模缩小、生源质量下降、教师流失。尽管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有所恢复，但总体上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快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是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和提高初级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必然选择。

失业率是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利率、税率和工资价格的重要依据。我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落后于和不足以灵敏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应按照国际可比较的失业率统计口径，设立专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监控和公布制度，使失业率指标成为宏观决策的主要依据。

3.社会保障要重视农民工群体、医疗保障普及和未来养老风险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根据城镇和农村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来设计、管理和运行，城乡二元特征明显，而处在二者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往往成为社会保障的盲点。调查表明，农民工普遍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因社会保障待遇转移接续不畅而导致的“退保”现象严重，如何设计一套衔接城乡的符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关键点。

调查分析发现，在各类社会保障中，相比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在非正式就业市场上对于改善劳动者社会保障待遇的效果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就业方式灵活、流动性很大，都还在吃“青春饭”，医疗保障问题是突出的当务之急。在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中，要把完善和提高医疗保障的水平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