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岛内社会运动在日本法西斯集权政治统治下陷入窒息状态，岛内士气一片低迷，在此情境下，台湾知识分子组织成立了全岛性文艺联盟——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文艺》正是其机关刊物，它也是日据时期台人所创办的坚持时间最长久的文艺刊物。而《中国文艺》是中国沦陷区文学中刊行时间最长、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刊物，这里所讨论的创刊后的12期是北平沦陷后，在大多知名文人作家纷纷离开，缺乏优秀健康的文艺作品，在日本侵略势力支持下的恶质汉奸文学充斥文坛，文化环境被污染破坏殆尽之际，有识者所创立的旨在荡涤人心、振奋士气，通过振兴文化以振兴国家的文艺刊物。这两份重要刊物创刊时间相隔不久，皆在中国苦难最为深重的时期，为深具民族意识的台湾著名文艺家张深切所创办，这使它们必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论文将从共同创办人张深切开始，探讨两份刊物在办刊宗旨、写作群体与文化政治意义等方面之关联。考察这种关联性将使我们了解在日本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之下，两岸知识者举起文化的大旗振兴民族精神的共同记忆，了解两岸在近代的共同历史命运，了解台湾知识者在近代的精神苦闷。

一 辗转两岸的顽韧抵抗

作为《台湾文艺》与《中国文艺》两份刊物的发起人的张深切，1904年生于台中南投县，在接受了三年汉文私塾教育后，10岁进入日据时期日人所办的公学校就读。因反抗日本禁止台湾学生在学校讲闽南语之规定而被公学校开除，被迫负笈东瀛。在东京一时因为本土日人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压迫减轻，其学习、生活渐渐同化于日人，但在六年级时，他遭受了日人击剑老师的差别歧视的羞辱，当先天注定的血缘切断了他认同日本的进路时，其民族意识彻底觉醒。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让他产生了自豪与认同，也由于对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体制内抗争路线有所怀疑，因而他更倾向于走两岸乃至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抗争的路线，从此他把自己的人生与台湾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为之呼喊奔走于海峡两岸而不遗余力，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台湾，他先后组建了“草屯炎峰青年会”、“炎峰青年会演剧团”、“台湾演剧研究会”等剧团，编演剧目进行文化启蒙，灌输民族意识。在大陆，他参加组织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活动，向祖国人民揭露日本在台的残酷殖民统治，号召两岸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日本、收复台湾，因为组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他被总督府关押了近三年。1930年，张深切刑满出狱，正赶上日本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走向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日本对内疯狂镇压社会主义等左翼运动，以“国体论”整合统一国内思想精神资源为帝国的对外扩张服务。政治空间被极度地压缩后，张深切遂从激进的政治活动领域转入文化领域继续抵抗。1934年，他和友人赖明弘等发起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创办机关杂志《台湾文艺》，各地也纷纷建立分会，文联因成功联合了台北的台湾文艺协会作家群、台南盐分地带作家群、东京台湾艺术研究会作家群而盛极一时。1936年8月，文联在内忧外患之下解体。从《台湾文艺》的创刊到文联团结的维持，张深切呕心沥血。佳里会员、著名盐分地带新文学家吴新荣对张深切的组织联络之功非常赞许：“他是人所公认的政治家，使文联获得今天的地位全靠他的政治手腕，这一评论是正确的。”^[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一方面台湾知识分子在“皇民化运动”的推进之下被编入战时体制，在这民族运动精英叶荣钟所说的“暴风雨时代”，台湾人民所经受的不仅是物质的被掠夺，较之大陆人民还有更多一层的精神的苦闷。“国人（大陆人民）对于日人，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精神上并无苦闷。但台胞则身心相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做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2]空前强化的战时体制使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与现实生存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从而趋入内心，形成强烈的精神苦闷与磨折，这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眼看日军占领区日日扩大，祖国的局势让“殊难忍看江山沦陷”的张深切坐卧难安，张深切遂决心离开这苦闷闭锁桎梏的台湾，到祖国寻找自己的活动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在早年前往作为革命摇篮的广州一样，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