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由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攀高且居高不下，对出生性别比失常原因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的高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因，其实质反映的是妇女地位相对低下和“重男轻女”的观念意识。在夫妇的生育行为中，就表现出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在我国，这种偏好集中表现为“男孩偏好”。这就启示我们：要客观、正确地认识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问题，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采取有效的社会干预手段，仅仅局限在认识出生性别比失常本身及其直接原因（如统计漏报、非法利用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等）上是不够的，难以达到真正扭转这一现象的目的。只有对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深层次原因、包括社会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以及生育的需求和动机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认识，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使问题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并逐步得以解决。为此，笔者将研究的视线投向影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关键性内在动因——生育“性别偏好”，以期在一个更宽阔的视野中，从新的视角，深入探讨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及其原因。

一 文献回顾：“性别偏好”的研究视角与进展

迄今，国际学术界对“性别偏好”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①对“性别偏好”的理论性研究；②“性别偏好”的度量方法及其应用；③对不同人口“性别偏好”的实证分析。

“性别偏好”的理论分析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学分析、社会学分析和人口学分析。经济学对“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性别偏好”存在的经济学意义；不同性别孩子的成本-效益及其差异；通过生育经济学模型探讨“性别偏好”的风险涵义，等等。“性别偏好”的社会学分析主要针对“性别偏好”存在的社会背景、性别选择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等问题进行探究；人口学分析强调的是“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生育行为决策与“性别偏好”、“性别偏好”与家庭规模、“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等等。

国外有关“性别偏好”度量方法及其应用的文献众多，其中涉及对“性别偏好”本身的测度方法、“性别偏好”对生育率影响的度量、与“性别偏好”相关的模型构建、对孩子价值的量化模型，以及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规模影响的度量等多个方面。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目前已形成多种度量生育“性别偏好”的具体方法。其中主要包括：①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②源于获得满意孩子性别结构后的生育“停止法则”和担心继续生育“错误性别”孩子风险的停止法则（SR）；③不同的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和性别序列；④分胎次性别比；⑤拥有不同孩子性别结构的妇女避孕方法的使用情况；⑥按现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PPR）；⑦现存孩子性别结构前提下再生育的生育间隔；⑧在生育意愿调查中的理想男孩数和理想女孩数；⑨按照孩子性别序列的风险分析；⑩活产子女（或存活子女）的性别比；⑾专门的“性别偏好”指数；等等。

在这些方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胎次递进比方法、对生育“停止法则”的量化分析、按现有孩子性别的避孕方法使用率，以及“性别偏好”指数等。

与近些年涌现出大量出生性别比研究文献不同，国内学者对“性别偏好”的研究相对有限。从迄今已有的该专题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①对“性别偏好”的理论分析；②从生育意愿及其变迁分析中国人口的“性别偏好”；③对“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妇女生育行为关系的定量分析。

具体看，涉及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侯亚非，2003；陈华、朱中仕，1999；等等）、婴儿性别比与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李涌平，1993）、“性别偏好”与妇女的生育行为（陈卫，2002；马瀛通，2004）、“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李南、马科斯·费尔德曼、什瑞帕德·图加普卡，1999）、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状况（李树茁、朱楚珠，1996）、不同育龄妇女的怀孕、人流和生育行为特征（乔晓春，2004），等等。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①以前孩子的性别结构和性别顺序影响到夫妇后面的生育行为；②农村地区存在着生了男孩才停止生育的现象；③出生性别与胎次、家庭类型、居住地、教育和职业等有关；④“性别偏好”对于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