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重点推进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连片特困区是我国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生态脆弱的山区、省际交界的边缘区、民族聚居区，城镇化发展滞后，既是我国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城镇化工作的难点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使得连片特困区的城镇化难以按平原地区、发达地区的同一模式推进。然而，连片特困区的城镇化是加快连片特困区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施片区扶贫攻坚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连片特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因而，研究连片特困区城镇化进程、趋势与特征，探索连片特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以及推进连片特困区脱贫致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连片特困区城镇化进程与特征

连片特困区在我国城镇化战略空间布局中处于“两横三纵”格局的外围区域，不仅远离未来重点发展的20个城市群，而且分布在各省际交界地区，与各省会城市、省域次增长极城市距离较远，城镇数量少、分布密度低，城镇规模小、带动能力弱，集聚能力不强、缺乏内生动力，中心城市发展缓慢且片区间差异较大。

（一）设市城市数量少，城镇化进程缓慢

1.城市数量少，分布密度低

设市城市数量是反映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设市城市数量少、分布密度低表明一个地方城镇化滞后且发展潜力相对有限。11个连片特困区辖545个县（市、区），设市城市（含县级市）只有112个，其中中心城市39个、地级以上城市28个^[1]。有10个及以上设市城市的连片特困区为6个，分别为秦巴山片区、六盘山片区、大别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片区和乌蒙山片区，其余5个片区设市城市个数低于10个，吕梁山片区和燕山-太行山片区尚没有地级或县级区域性中心城市。

从城市密度来看，11个连片特困区共占土地面积为150.08万平方公里，城市密度为0.75个/万平方公里，略高于全国0.69个/万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不过，若不考虑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等几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则全国城市平均密度将达到1.27个/万平方公里，连片特困区的城市密度将大大低于这一水平。各连片特困区之间的城市密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大别山片区、罗霄山片区、吕梁山片区、乌蒙山片区、六盘山片区和秦巴山片区等6个片区的城市密度都接近0.9或在0.9以上，特别是大别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城市密度接近1.8个/万平方公里。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片区、武陵山片区和燕山-太行山片区的城市密度则很低，分别为0.35个/万平方公里、0.53个/万平方公里、0.38个/万平方公里、0.64个/万平方公里和0.65个/万平方公里（见表1）。可见，连片特困区总体上城市数量少，城市密度低。

表1 连片特困区城市数量及城市密度概况

2.远离“中心”，城镇化进程缓慢

通过查阅11个连片特困区中心城市距离各省（市、区）中心城市（如省会）的城市公路里程数发现，大多数都远离省会等中心城市，处于省级行政区的边缘地带。39个连片特困区中心城市中，仅有安顺市、海东市等5个城市距省会城市的公路里程数在100公里以内，麻城、凯里市距各省会城市的公路里程数在100公里左右，六盘水、毕节、汉中市等三市约为200公里，其他中心城市与所在省会城市的公路里程数都在300公里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0公里，如湖北恩施市距离武汉市约640公里，贵州铜仁市距离贵阳市约550公里。这些中心城市远离各省（市、区）的中心，不仅体现在实际距离上，更体现在“时间距离”上。由于各连片特困区多为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飞机、高铁、高速公路等高等级交通运输方式不仅量少，而且实际运行速度也受到限制，这使得在同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