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的设立，可谓2014年知识界和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事件。5月5日，北大校方正式宣布设立燕京学堂，燕京学堂项目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是“一项植根于北大深厚的历史文化，利用北大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完备的优势，为来自海内外一流大学的学生开设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学堂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国际领导力养成”为培养原则，下设“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课程主要以英文讲授。首批学生预计在2015年秋季入学，计划招收100人，其中35%为中国籍学生，65%为外籍，北大向入学者提供丰厚奖学金。燕京学堂师资将聘用部分北大教师，其余向全球公开招聘。学堂采用住宿式学院制度，将把北京大学静园六院作为学生住宿、教师办公用房，并开挖静园草坪地下建设教室。

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北大师生中引起轩然大波，进而也引发媒体的关注。北大师生就“燕京学堂计划的决策程序”、“选址静园”、“燕京学堂的培养目标与学制年限”、“特殊待遇与教育公平”、“中国学的范畴问题”、“国际化”、“燕京学堂的命名问题”、“经费来源”等问题对项目进行质疑并积极与校方展开沟通。北京大学也举行燕京学堂咨询会同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重要的学者撰文参与讨论，《读书》、《南风窗》、《南方周末》等报刊也对燕京学堂进行了报道与讨论。围绕燕京学堂的讨论成为近些年来颇受学界内外关注的事件之一。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其发生在北大，更因为这一项目本身折射出大学治理的诸多趋势与矛盾而令人省思。本文就其中涉及的“行政权力”、“国际化”与“学科—教学项目的设置”三个问题做一简要讨论，以推进对“燕京学堂”个案与大学治理的研究。

一 大学行政权力与燕京学堂

客观地讲，北大募集到巨资筹建燕京学堂，本可以避免激起师生如此强烈之反对。当今大学早已是发挥多种功能的巨型大学，学校希望培养未来世界的领袖亦可理解。不过，暂且不谈围绕燕京学堂的诸多价值之争，单从技术的层面来讲的话，北大校方一度陷入窘境，就在于“话说太满”，格调太高，以“中国学”、“国际化”、“高端学术”、“文明主体性”等时下最时尚的话语来宣传燕京学堂，并且还以“静园”这一最具北大人文传统象征性的空间作为燕京学堂选址，导致“群情激奋”，余波至今未消。对于北大校方的高端定位，有学者认为北大校方“好心办坏事”，不过无论出自“好心”还是出于其他考虑，校方没有考虑学校师生可能的价值倾向与情感，没有对相关的制度规定和程序作全盘考虑，直接在“五四”北大校庆日之后宣布燕京学堂项目，这对于广大师生来说可谓“晴天惊雷”。在反对者看来，燕京学堂既无程序正义，也无价值正义。

师生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选址静园”、“决策的程序正义”以及“中国学学科设置”三方面。师生们向校方询问燕京学堂何时何地征求了何人的意见与看法，经费从何而来又将如何使用，为什么一定要选址静园等，校方语焉不详，千呼万唤也不见答案分晓。其中“选址静园”是最受反对的一点。北大学生自发组成“静园小组”，利用网络问卷向全校师生和校友展开调查，以程序正义的方式了解师生对于燕京学堂的看法。调查最终回收3082份有效问卷，其中反对燕京学堂项目者近半，为46.5%。所有受访者中，反对静园选址者近九成，为88.55%，反对理由主要在于燕京学堂选址于此将损害静园的公共性。^[1]

学校选址静园，将燕京学堂的利益相关群体拓展至几乎所有的师生。在空间日渐逼仄的燕园内，静园是供燕园人驻足停留、休闲散步、于平日的浮躁与焦虑中享受片刻安宁与美好的公共空间。在许多学生看来，静园象征着学术殿堂，是高深学问符号化而成的实体建筑，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北大悠久的人文学科传统。静园所承载的闲散、淡泊和厚重，就是活在当下的历史。静园所承载的神圣与美好，同许多学生心底最深处的美好相关。然而，在校方看来，这里不过是一方可以用作宣传亮点的绝妙空间，在学校领导者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进入资本兑换的逻辑，传统也好，师生倾注的情感和价值也罢，在行政官